《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完善選舉制度，以及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標誌着香港走出泛政治化漩渦，穩步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歷史新階段。特首李家超亦曾表明，要貫徹好二十大精神，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強化政主導，提升特區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而在正式上任前，行政會議已按其要求通過重組政府架構的建議方案，藉此理順政策局之間的定位、分工，以及內部工作的協調，行政效率有望提升，一洗以往因權責不清而造成的推三阻四的情況。
黃元山執掌政策組 抬升智庫地位
上有政治制度上的固本清源，下有行政機關上的改變革新，就如一艘遠洋輪船，修正了設計上的問題，同時更新了更為精密先進的零件，自然令人冀望會航向良政善治的廣闊天地。但要達到這個願景，固然要作為船長的特首掌舵同時還要團隊互相配合。本屆特區政府設立「特首政策組」，由曾任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立法會議員的黃元山執掌，角色有如輪船上的「大副」，協助船長指明方向，顯示智庫有能力由過往的「居江湖」問政而步向「居廟堂」助力執政，對完善、提升本港智庫生態圈具積極作用。唯筆者觀察到，本港智庫生態圈仍未臻成熟，倘有合適政策配合，定能發揮更大作用。民間智庫就彷如有航海知識的乘客，齊為乘風破浪出一分力，助本港破解深層次矛盾、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多次對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高度重視、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等。這並不一定表示施政者有所缺失，而是須有胸懷集思廣益、群採博覽，擇最優者而行之，如古人所言︰「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事實上，政策千頭萬緒，在位者又往往因為「身在廬山中」，難免掛一漏萬，或因久處廟堂，民情難以直接上達，造成施政盲點。在此方面，民間智庫就可填補「朝」、「野」之間的空隙，擔任「旁觀者清」、「接地氣、體民情」的角色，協助完善施政。
再者，特首李家超上任後提出「紅隊」概念，由客觀及經驗豐富人士扮演批判、反對的角色，藉此換位思考，以檢視、評估方案，此舉顯示新一屆政府虛懷若谷；而以筆者觀之，民間智庫豐富的智力資源、較客觀獨立的身份，就正好可以適時成為「紅隊」，審視有否政策誤區或錯判民情。
民間智庫百家爭嗚 多方位出謀獻策
據香港中聯辦前副主任楊健於2021年出版的《風雨香江情與思》，本港其時有近40所智庫，人均比例冠絕亞洲，成員除了擁有專業領域的豐富經驗之外，有不少為公營機構的行政成員，且研究層面涵蓋政治、經濟、民生、國際等問題，能夠適時發表非常專業且具採納價值的研究報告及政策倡議。
芸芸香港智庫之中，筆者相信最具知名度的莫過於團結香港基金。該智庫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前特首董建華於2014年創立，迄今已就土地房屋、經濟發展、社會創新、醫療及老年化、藝術創新、大灣區發展、科技創新、教育及青年等多個範疇發表多份研究報告。
此外，於1995年成立、由曾鈺成擔任副主席、馮可強出任董事暨行政總裁的香港政策研究所同樣涉獵廣泛。據其網頁所見，該智庫對一國兩制、政治、法律，以至社會民生、交通運輸、教育等範疇均有着墨。此外，由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擔任理事會主席的匯賢智庫則於2006年成立，多年來亦就眾多議題發表見解。而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更為本港歷史最悠久的公共政策研究智庫之一，多年來的研究成果亦可謂碩果纍纍；由何鍾泰出任主席的大舜基金亦匯聚了不同專業界別的中堅分子，成立十多年至今就香港的經濟、民生及社會公共議題提供不少寶貴建言。
除了上述觸及眾多政策議題的綜合型智庫外，聚焦特定議題的智庫亦往往有獨到意見，既不失破格思維，同時亦切於實際，有助政策千錘百煉始出來、紓解民困創繁榮。
在此容許筆者「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由本人於2010年創立、擔任主席的博匯智庫，一直着眼土地規劃與發展、房屋和交通基建等，為本港長遠福祉略盡綿力。博匯智庫早年提出「海上飛地」的構想，倡議在香港南部、位於珠海行政區範圍內的伶仃島、擔桿島和萬山群島一帶水域填海造地約120平方公里，建立由本港管理、行駛司法管轄權、信息自由流通、稅制簡單、建造成本相對低廉及更宜居的「海上飛地」。
此舉可為本港未來30年提供足夠滿足各種需求的土地，從而支撐一千萬的目標人口規模，亦可吸引更多海內外優才來港，以支撐新經濟引擎以及優化人口結構。此外，博匯更提出「漂浮社區」、新界發展新模式、「特種居屋」和分別在北部都會區東西兩角建設「新探戈之城」等倡議。
而另一例子，就是聚焦青年工作的MWYO青年辦公室，此民間智庫着眼於由青年角度出發解構政策、促進青年參與。
本港智庫大鳴大放 仍存在不少阻力
由此可見，本港民間的智庫可謂多姿多彩，僅觀察被喻為「重中之重」的土地房屋問題上，不同智庫亦有不同見解，並非單聲道大合唱，百家爭鳴的情況足見有能力為政府施政提供寶貴的智力資源。不過，縱使本港民間智庫潛力無限，但生態圈仍未算理想。要完善智庫生態圈，就需要從資源投放、以及政府是否「從善如流」，主動聽取、吸納智庫意見兩方面着手。
首先，在資源方面，據筆者了解不少智庫都面對資源緊絀問題，導致無法聘請足夠和合適的研究員等問題。以筆者經營的博匯智庫為例，為保持硏究和倡議的不偏不倚，筆者從未接受過任何機構或個人的任何捐獻，而博匯只能在財政限制下尋求最大突破。此外，不少智庫的經費來源仰賴公眾捐款，但恐怕會受制於疫情後的經濟環境，引致捐款不及以前踴躍。
其次，政府亦應擔起主動角色，整合不同智庫的意見。所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如果智庫不斷進言獻策，影響卻從不見於政策之上，日久難免灰心。而反觀國內國外，不僅內地智庫角色日益見重，外國智庫影響施政的歷史更可謂源遠流長，以大名鼎鼎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為例，他就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軍備控制與裁軍局、國務院等不同政府部門和民間智庫擔任不同要職，其影響力流傳至今，深刻地影響世界格局。
就資源方面，目前部分智庫註冊為慈善機構，應課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或利得稅的個人或業務捐款人，捐款時可享稅務扣減。即使如此，面對下行的經濟環境，捐款額或會隨之下滑，亦不是穩定來源。故此，筆者建議政府可加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及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目前僅3000萬元的撥款。此外，目前所見獲該資助者多為大專院校，政府亦應加大力度，邀請民間智庫申請。
而就吸納意見方面，政府應主動多與民間智庫交流，在各個政策領域之中定期了解其研究基調、方法、結論、最新動向等。須強調一點，這不是對智庫「言聽計從」。就如前所述，僅就土地房屋議題，不同智庫已有眾多見解，即使每條計策都可行，但在有限的公共資源之下，政府亦須作出整合，力爭社會利益最大公倍數，再擇善者而從之。
思考國家規劃定位 來說好香港故事
智庫可謂國家軟實力和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治理水平可起正面作用，亦有助政府與民間互動的正反饋。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可見國家高度重視智庫對謀劃政策的貢獻；亦顯示國家對發展智庫一直念茲在茲。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國家一部分，自然亦不可落後，同時亦需好好思考國家對智庫的戰略規劃，做好定位、邁步向前。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再三強調，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智庫亦應把握好一國兩制的定位。在着眼一國方面，理應思考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除了熱門的大灣區發展，亦可思考與內地相關的高端智庫互動合作，從而好好地對接國家整體的規劃。而在探索兩制發展方面，則應把握好本港獨有的文化環境及制度優勢，思考如何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爭取本港成為中西文化交流樞紐。在協助達到良政善治方面，則應繼續現存的多元思考，在不同角度解構問題，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下，以理性聲音鞭策政府，使其審視不足或盲點，早日落實惠民措施。
總結而言，雖然目前本港智庫無論質、量均不俗，但要做到百花齊放、充分釋放民間智庫的潛力，就需要政府在投放資源、吸取意見上加大力度，方能進一步完善本港智庫生態圈，從而配合國家對智庫發展的戰略規劃，同時助力政府達到良政善治，不負國家與本港市民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