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愛國愛港者治港，並不可能完全解決香港的問題。愛國愛港的標準，主要是維護主權，有《國安法》加持，香港的主權應該可以保障。但堅持香港之內實行中國的全面主權，並非必然可使香港社會發展，使社會矛盾紓減。主權之外，還有治權問題。
事事政治自行 易犯上假大空
愛國愛港者屬於政治表態，也是從政治標準來考核判斷，但社會的發展，不可能由政治表態或口號所推動，過於政治化反而使經濟與社會的具體發展，處處要用政治化標準來評估，或作取捨選擇的依據，容易犯上內地過往假大空的錯誤，社會發展會受到不必要的阻礙。
社會發展涉及不同的利益，利益之間或許不盡是零和遊戲，但亦不少是相互牴觸，此消彼長。社會發展不可能讓某些利益壟斷，而要求相互妥協，妥協中當然有得有失。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體制，政府的角色相對減少，不可能像內地社會主義那樣，可由政府代表社會和國家的長遠和全域利益來把持社會的發展，內地更是中共主宰政府。
香港的資本主義兩大利益集團是資本與勞工。資本的本質是利潤最大化，且資本無祖國，為利潤最大化可隨時轉移至國外。相對而言，勞工是當地語系化，轉移海外不易，故資本相對勞工有更大討價還價力量。資本主義從野蠻到文明的福利主義，便是要政府用公權力抑制資本優勢，保障勞工利益，也以此保障本地發展。
公權力須抑制資本優勢
香港的愛國愛港人士有資本，亦有勞工，不可能因愛國愛港而改變他們的本質。資本會否因愛國愛港而降低他們的利潤要求？老一輩如廈門陳嘉庚的愛國人士的做法是捨棄資本的本質，甚至把財產悉獻給社會，他便已不是資本。可是香港的愛國愛港資本哪有這樣的作為呢？用個人或企業名義的捐獻往往是逃避稅收和作公關性的投資，他們少有願意讓企業的員工分享企業的多數利潤。在企業經營方面，還是從與勞工爭奪中拿取最大的利潤。也少有愛國愛港企業轉化為社會企業。
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還是以資本與勞工的對立作為主要的體制性矛盾，中國的主權、一國兩制的創新都沒有改變這個本質。於是，在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大框架下，是資本治港，抑或是資本與勞工合作治港呢？這個差別當會決定香港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決定社會的體制矛盾會否導致政治矛盾。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