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及鄭裕彤基金教授（金融學）陳志武，是備受自由市場派推崇的經濟學者，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首批海歸派中少數專研金融產業的專家。近年陳教授以跨學科視野研究中國歷史，內容幾乎涵蓋中國社會所有方面：從政治到商業、法律和監管、犯罪和動亂、家庭和宗族、文化和習俗、宗教和社會組織，以及科學。陳志武教授的跨國研究團隊更於本年度獲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大額撥款資助，致力推動香港成為量化歷史研究的先驅。
隨着疫情逐漸趨緩及各國相繼鬆綁入境措施，陳志武教授今年夏天受邀到歐美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剛剛於9月下旬回港的他對各國防疫措施感受特別強烈，「隨着病毒對人類危害程度的降低，各國政府都不應再以防疫為由限制個人自由與權利，過度嚴厲的措施應該結束了，盡早復常對向來以國際大都會及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為定位的香港來說尤為重要。」以香港為家6年的他說。
他深有感悟的表示：「香港許多年來以無關稅、外國人來港免簽證等措施成為完全開放的國際社會。但過去兩年多來的過度防疫，與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自由、開放定位完全背道而馳。在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疫情防控都已變成藍色（少許限制）、綠色（完全復常）的情況下，只有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還處在高度防控的紅碼下生活。」
中國嚴格防疫付出經濟代價
影響全球近3年的新冠疫情已為世界經濟帶來深遠、無可避免的負面影響。較之香港或內地官方將統計重點放在因新冠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數，身為經濟學家的陳教授當然更加着眼關注其沉重的經濟代價，以及因不同疫情管控政策導致的總體成本與效益間的關係。他舉例指出，許多家庭因疫情管控而收入減少或甚至失業，再加上很多連帶影響，例如：延誤就醫導致的間接人口死亡、罹患情緒問題人數的上升等等。他認為因防控政策間接導致的社會成本與代價更令人擔憂。
「由於感染人數低，中國內地基本上是沒有群體免疫力的。」他憂心地說出中國防疫專家忽略的重點。「以香港為例，經過第五波疫情洗禮，我們現在群體免疫力相對為高，每日感染人數平均都在5,000人以下，疫情死亡人數甚至低於10，按此比例計算，香港民眾每日感染新冠的死亡率甚至較一般流感為低。」
本年初，陳志武教授在線參加台灣天下經濟論壇，他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經濟成長下行是必然趨勢，長期而言，私營企業受打壓與國際政治對中國成長的制約，會愈來愈明顯。「現在回頭看，我當時是過於樂觀了。年初到現在，中國內地和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進一步脫鈎，加上內地疫情管控因素，都進一步惡化中國經濟形勢。」他補充道。
冷戰局勢對經濟下行影響深遠
過去10年中國在外交、地緣政治上採取「聯歐制美」策略，此策略拜特朗普與德、法、意等國關係僵化之賜，本來極有希望強化中歐之間的關係，達到制衡美國之目的。但俄烏戰爭爆發後，中國成了這場戰爭最大的間接受害者。陳教授說，儘管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從未明確表態，但中俄關係在價值觀、戰略定位具有特殊意義，導致英、美、歐洲各國訂單及資金的大量撤離，這讓中國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需要面對的國際格局根本性轉變。他認為，在中國面對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孤立，未來的經濟發展、甚至其民族復興理念將面臨巨大挑戰。
中國一直受惠於貿易全球化趨勢，在改革開放後成為「世界工廠」，經濟極速增長。在俄烏戰爭之前，中國尚可依賴內需、出口，降低因中美貿易戰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國際新冷戰局勢出現，對中國這類高度依賴出口的外向型經濟體來說，構成嚴峻挑戰。
隨着中國經濟逐漸與世界脫鈎，內部經濟又面對房地產市場低迷、人民幣貶值壓力、年輕人失業率創新高等問題，中國社會的穩定面對極大挑戰。根據陳教授的說法，中國即使想用所有可能手段去穩經濟，實現年增長5.5%的目標其實相當困難。「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從本質上來說就是經濟學裏最擔心的狀況，政府將消費及印鈔的決定權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如此一來，只會產生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結果。」
他再提醒，過去中國依靠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長樓繼偉、發改委主任汪洋等主導金融財經政策，這幾位財經第一把手深入了解現代金融市場，對中國的金融穩定作出重要貢獻。他期望新一屆政府也能有這樣的領導人才，對中國的金融財經政策起到關鍵性作用，起碼不要製造新的問題。
中美交惡香港處境得失互見
中美關係近年不斷惡化，美國對中國引入高科技的制約日趨嚴厲，一方面禁止高科技產品的輸出與合作，同時阻斷中國高科技公司在美國資本市場的運作與流通，對中國高科技產業帶來致命打擊。陳志武教授用內地說的「卡脖子」去形容這個境況：「那些『卡脖子』的技術目前中國是做不出來的，所以美國及其他國家禁止向中國輸出關鍵的基礎產品，等於直接扼殺了中國高科技產品的製造。」
陳教授進一步分析：「就資本市場運作而言，過去20年中國哪個行業能到美國或香港上市，該行業就容易獲得創投（venture capital）的支持，從而帶動整個行業的創業、創新動力。可惜中國及香港並沒徹底掌握創投的運作，亦沒有做好創投在成功上市後的出場機制。因此，中國的高科技行業如果要維持創新創業的動力，就必須依賴美國的資本市場；中國科技公司到美國上市的管道一旦被掐斷，而歐美資本也不能購買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股票，中國高科技產業創新的活水源頭勢將面臨迅速枯竭。」
未來香港監管部門的「中國化」似乎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對此，陳志武教授冀望香港監管部門仍應本於一國兩制之本旨着眼大局：「否則隨着港股的A股化，香港給中國經濟在創業創新方面能發揮的作用將大打折扣，更不用指望替代美國納斯達克市場。我希望業界和監管官員能夠意識到香港資本市場存在的真正意義。」他補充道。
中美關係惡化，美國近幾年對華裔學者的提防，對人才培養與思想交流非常不利。在美國生活了30年的陳教授就笑着說：「但另一方面，華人學者如果不在美國發展，其實對香港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能吸引更多人才來香港發展，今年港大、中大、科大都成功招聘了多位科學和技術領域的世界級權威，某種程度上對香港來說反而是好事。」
量化歷史研究計劃建立大數據
中國近年經濟成就及發展軌跡備受國際矚目，為了解這些成就的歷史緣由，同時隨着龐大歷史材料的數碼化，中外學者終於得以採用量化方法全面重新審視蘊藏豐富歷史檔案裏的中國歷史，從而進行歷史大數據研究，而陳志武教授是量化中國歷史研究的推動者之一。自2004年起，他逐漸將其研究重心從純粹的經濟金融轉移到金融史，繼而到社會史、政治史和其他歷史的研究。他最近實現了一項成就：其跨國研究團隊獲得研資局轄下第十輪「卓越學科領域計劃」6,700多萬港元（逾850萬美元）的大額撥款資助。題為「量化歷史研究：追尋現代中國發展的根源」的研究項目旨在透過於香港大學成立量化歷史研究中心，作為協調和開展量化中國歷史研究的核心學術機構，致力加深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認識，挖掘歷史新知識，促進歷史教學，引導政策制定，改善商界運營模式。
他感謝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香港大學給予量化歷史研究團隊在未來5年提供7,000多萬港元的研究經費支持，希望量化歷史研究對評估中國的未來和指導香港的政策制定有所貢獻。他希望在退休之前能在香港培養出新一代量化歷史研究學者，因香港具有語言、文化、人力資源和地理位置的優勢去進行量化中國史研究。他的研究團隊自2013年開始，每年藉由舉辦量化歷史講習班及國際年會去推動量化歷史研究，並為青年學者提供學術交流平台。
「我們計劃於2023年在港大成立『量化歷史研究中心』，希望未來全球各地學者想要量化研究中國歷史時，就會想到港大。」他信心滿滿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