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的幾件事，讓筆者覺得資優話題值得再探。一是資優的話題，又獲得了一些新的事例。二是不斷收到家長的詢問，如何為兒女打算。三是教育局發出的「生涯規劃」小學框架，不少學校正在忙碌。四是接觸了一些與特殊教育有關的事物，覺得資優與其他特殊教育頗有共同之處。
歸根到底，第一，如何看待規劃──是否能夠為孩子規劃未來？是否應該為孩子規劃未來？第二，真的要規劃，又是根據什麼？根據預見的未來？根據孩子的先天？下面嘗試把這些問題延伸一下。
先說說讓筆者深思的4個事例。第一個事例：NP（姑隱其名，隨意討論人家，總是有點不敬）。在本欄介紹過幾次。兩歲半就能夠熟背詩詞，5歲隨同父母下鄉（1970年，文革），13歲進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18歲博士畢業，19歲留校任教，是傳聞一時的「神童」。
筆者第一次聽到他的事跡，是當年的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在揚州一個會上。因為是神童，因此就要他念理論物理，但是他其實興趣不大；他在農村，喜歡「翻大人書」，迷上了中醫，甚至可以開藥方；看了圍棋的書，可以下圍棋，而且贏了當時的副總理方毅（圍棋高手）。幾次「考研」，他都臨場退出，但還是讓他念了博士，仍然是理論物理。2002年，NP出走，出家當了僧人；被學校找回後，2003年再度出走成功。
神童教育與自在人生
朱校長就是聽說有和尚在五台山講《易經》，非常精采出眾，原來就是NP。原來他在大學時期已經迷上天文學，後來婚後又潛心研究佛學。這些都是本欄介紹過的，本來以為故事就此落幕。最近才知道，內地媒體在2018年報道，他已還俗。在大學講授佛學，但又考到了心理諮詢的執照，專門為家長作心理輔導。
引起筆者注意的，倒不只是NP戲劇化的一生，而是內地對事件的評論。有幾個不同的說法。說法之一，這是天才教育的失敗，就是沒有把NP培養好，還舉出例子，他的同班，很多在工作中都很出眾，意思是他就很不出眾。說法之二，他本來就不是什麼神童，只不過選拔的時候，他的數學出眾，意思是選拔出了問題。說法之三，他本來就不喜歡物理，還有教授建議讓他到南京大學轉讀天文，他喜歡的哲學、宗教，沒有開展的餘地。說法之四，他不斷被媒體的讚頌與宣傳包圍，他不喜歡這種壓力，總是想逃出這種壓力等等。說法紛紜，有些還來自他自己被採訪的言論。但總的概念，是神童不應該有這樣的「下場」。
換句話說，為什麼NP沒有按照神童的「規劃」過活？當時朱校長的講話，就是排開眾議，質問：為什麼不可以讓他過自在的生活？的確，NP出家以前的生活，是他與「神童規劃」掙扎的寫照。他的故事，說明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對天才的看法，說明了當年國家對於天才培養的思路，也說明了輿論和媒體對社會觀感的影響。
事實上，按照他自己的說話：如果青春可以重來，決不會再讀少年班。「我的那些同學，今天有的很棒，有些很平常，還有的不怎麼好」。可是，社會上不是還在不斷流傳：「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嗎？各位讀者，您怎樣看？
天賦資優與豐盛人生
第二個事例，也許是小事一樁。偶爾看到中央台的詩詞比賽，總有點不忍。有一次，脫穎而出的是一位失明女學生。正在驚嘆之時，主持人前去在她旁邊說：「相信大家都會在想，要是她能看到多好！」筆者一時腦子轉不過來，心中暗想，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當然，台下還是一輪鼓掌。
看來，資優或殘缺，在人們心目中都為他們設想了固定的表現，這也是「規劃」概念的源頭。是那位學生的老師，打破了這種規劃。有內地朋友傳來殘奧中一位福建選手，是一名唐氏綜合症的小學生，也是老師打破了這種規劃。
第三個事例，是《信報》讀者都熟悉的一位年輕人AL（也是姑隱其名吧）。他一直是數學神童，也曾經是香港資優學苑的學員。但是他不服氣，在普林斯頓念完數學之後，轉到史丹福念行為經濟學，是橫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學問，但是又不時發表評論文章，以文化視角剖析時局，又對傳統詩詞有興趣，看了梅艷芳的電影，填了一首「蝶戀花」。最近又連續數月，在《信報月刊》以古體詩詠西方歷史。假如他一直為數學的資優而沾沾自喜，會是怎樣一個局面？也許他會成為一位出色的數學家，那又如何？
第四個事例，是朋友傳來的Podcast。是一段對心理學家Scott Barry Kaufman的訪問。他可以說是一位現代化的心理學家，在許多大學從事教學以外，也是出名的科普作家，還主持一個心理學的Podcast。他認為，平常對「智能」（intelligence）的理解，是用固定的方向性測試，但是他從新定義「智能」，認為智能不是一成不變的元素，而是會隨着人的境遇與意志而發展，是活動與能力的互動所致。
筆者的理解，他解開了先天與後天之間的這個「結」。他認為這是「智能」的雙重發展過程，而且是創意的來源，因此「靈機一觸」、直覺、白日夢、幻想、不自覺的學習（implicit learning），都是智能發展的過程。
但是這段訪問，卻是講他自己的遭遇，關鍵是關於IQ──智商。他從小就被認為IQ很低，在bell-curve（人們IQ值的正態分布）的最低端，因此被撥入特殊學校。他自覺是一個不錯的人，不覺得低人一等。但是多番測試，都是IQ低下。
有一次，經過一個合唱團排練，他頑皮引吭唱了一個高音，引起指揮另眼相看，從此學習音樂。後來幾經周折，終於有機會副修心理學，而且做了著名的Herbert Simon最後一名助研。之後轉到英國劍橋，師從發明IQ的Nicholas Mackintosh，才知道IQ原來的設計，只是一種測量，並沒有用來估算人的先天或者未來的智能。
恍然大悟之餘，也如釋重負，因此開始了他對智能的突破性研究。他不是認為自己IQ很高，而是知道了IQ不能代表他的智能。因此，其實不少人枉死在IQ之下。但是，對IQ的誤解，在人們心裏根深柢固。雖然1990年代開始，已有不少對於IQ bell-curve的爭議，但是至今，人們對於IQ的崇拜，在很多社會已經成為牢不可破的信仰。
關懷子女與實事求是
這4段事例，令筆者有了不少新的想法。例如，家長關心子女的未來，理所當然；這也是他們的天職所致。但是必須實事求是。第一、孩子未來面對的是什麼？有沒有想清楚？看清楚？第二、我們現在所耿耿於懷的，希望為他們做的準備，主要其實是職業；是真的讓他們有更好的前途，還是在妨礙了他們的發展？第三、我們看得到子女目前的狀況，能夠決定他們的未來嗎？第四、我們現在要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才能讓他們有寬廣的前途？
目前的確有一種想法，以為及早讓學生「更加認識自己的志向、需要、興趣與能力」，是一個起點。這些，是哪裏來的？是天生的？若不是天生，就是在生命中逐漸形成的。那麼，在學生時期，當這些還在不斷演化的過程中，我們要他們認識什麼？再者，在這個時期，要他們專注十幾年以後的未來，不是剝奪了他們當下應該享受的時光？現在不是科舉，不是在「寒窗」之下，就能夠遇見未來的「成名」。
剛剛收到朋友傳來新亞書院的《學規》其中一條：「職業僅為個人，事業則為大眾。立志成功事業，不怕沒有職業，專心謀求職業，不一定能成事業。」誠然！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