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極端主義和暴力刺殺──安倍晉三遇刺事件所帶來的反思〉
上文談及因革命風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促使激進青年革命黨採取極端手段，不惜犧牲性命，視死如歸，將暗殺視為革命手段和堅定信仰。在如此狀態下，我們且看看這些青年革命黨人在思想上所呈現出來的特徵及思路。
唯我獨尊
首先，就是將人群分類。
由於青年革命黨人視革命為中國之唯一出路，將之奉為無上法寶，更將手段用到極致，犧牲自我，來將革命進行到底。在如此思路和狀態下，這些青年人將自己定位成革命的領導者，說出「20世紀之中國，學生之中國也。其興也唯學生興之，其亡也唯學生亡之」的豪言壯語。
既然中國之興亡和前途繫於青年人之手，他們就將自己抬到道德高地，唯我獨尊，繼而審視國民，予以分類。
他們將官紳階層劃入「上等社會」，譏其「大率皆頑鈍腐敗之魁傑也。彼輩除考據詞章以外無學問，除奔競鑽營以外無閱歷，除美缺優差以外無識見」；把工農大眾稱為「下等社會」，認為「下等社會為一國之主人」，但其「識字者蓋寡⋯⋯且蠻野橫悍，動輒蟻聚蜂屯，戕害外人，昧公法，召釁端，其愚更可憫矣」。
簡單的說，上層人士均為腐朽鑽營，毫無識見之輩，下層人民也是橫蠻無知，愚笨可憐。全國上下，就只有自己最為高尚熱血和高瞻遠矚，因此，整個社會都有待青年指引航向。
排外思維
除此之外，就是明顯的排外思維。
由於他們深信暗殺手段是用最少代價，就可以換來政治局勢的巨變，故此對這種手段極為推崇。吳稚暉就有如此説法：「五步流血之事，固世界至吉祥之盛事，而五步流血之人，亦世界至偉大之人物也」，再加上一句，「真慈愛之至矣！」
如此思路之下，真是「人生除死無大事」，捨身赴死就得到大力提倡和熱情謳歌，而畏死之心則會受到譴責。陳天華在其《敬告湖南人》中列舉諸般歷史事件，認為畏死是造成中國滅亡的一大原因。在這些赴死革命派看來，「天下之事，決非畏死者之所能任也。天演日烈，物竟不止，謂天擇之事擇能死者可耳。」革命需要流血，流血因而獲得了無上的神聖感。
如此風氣下，這些佔有道德高地，敢於赴死的革命青年相當排外，譴責共同路線的改良派。例如吳樾就以「畏死」指責立憲派：「夫至今日而言建設，言平和，殆亦畏死之美名詞耳」。
一些激進革命青年甚至揚言要暗殺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例如劉道一在《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一文中，罵康、梁歸類為漢奸，比作「少正卯」，認為「欲息邪說，正人心，不誅此兩妖魁，不可得也」。他們認為除了自己之外，其他政治派別都是逆歷史而行的反動派。
毫無妥協和討論餘地
在此不難發現，宏大理想加上激進主義，結果就是毫無妥協和討論餘地，更勿論選擇空間。將自身價值及想法絕對化，將與自身思路不同的想法和人物，均淪為次等，甚至劣等，如此清晰，卻又如此淺薄和粗暴。這些成了清末激進青年黨人的一大特徵。
清政府大臣端方在一份奏摺中對這些激進青年革命黨有這樣的評述：「一二不逞之徒⋯⋯恣其鼓簧，思以瀆皇室之尊嚴，償叛逆之異志。加以多數少年，識短氣盛，既刺激於時局，憂憤失度，複偶涉西史，見百年來歐洲二三國之革命事業，誤認今世文明，謂皆由革命而來，不審利害，唯尚感情。故一聞逆黨煽動之言，忽中其毒而不覺，一唱百和，如飲狂泉。」
端方的言論固然反對革命，但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青年革命黨的不成熟及狂熱情緒。端方被譽為開明人士，「奮發有為，於內政外交尤有心得」，更是中國新式教育的創始人之一，政治立場雖然不同，但他的觀察相當精辟，很值得參考，「如飲狂泉」，更是有其歷史典故。
當然，這些胸懷壯志、心態激進的青年革命黨人，猶如天上稍瞬即逝的流星，最終沒有在歷史上留下痕跡。他們之中，不少人都義無反顧的踏上暗殺不歸路，壯烈犧牲，例如史堅如（22歲犧牲）、吳樾（26歲犧牲）、彭家珍（24歲犧牲）等等，也漸漸被歷史所遺忘。
唯有一位激進青年革命黨人，在暗殺不遂後，既不怕死，也未被處死，加上文采斐然，時來運到，暴得大名，成為萬眾偶像，繼而平步青雲，踏上政壇頂峰，扮演重要角色，當然，也隨之演出了一齣荒謬絕倫，複雜無比的叛國歷史劇。
這就是「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了。
烈士心理和犧牲情結
汪精衛的青年生涯和從政經歷，很值得探討。他既是近代史上的賣國漢奸，也是歷史洪流中的悲劇人物，相當複雜。近代史學者李志毓致力研究汪精衛，揭示出在汪精衛一生的「多變」與「矛盾」行為中，具有「一貫」的性格，那就是「烈士心理」和「犧牲情結」。這兩個來自青年時期的個性，相當值得探討。
研究者發現靠着烈士光環和道德資本進入政壇，繼而扶搖直上的汪精衛，終其一生，都難脫青年時期的「犧牲光環」和「烈士情結」，而在真正的複雜政治面前，這些性格上的弱點就暴露無疑。
最為明顯的是，汪精衛在行動中常帶着一種近於妄想的偏執與自信，相信自己能夠挽救時勢。只要認定某種政治主張，便不計後果付諸行動，「然而一旦身陷困境，就自暴自棄，缺乏強韌的意志和圓融折衝的智慧，只懂得表示出一死了之的決心。」
雖然自己美好願望一一破滅，但汪精衛並沒有多少反思態度，反而一直以「精衛」自喻，認為人如其名，自己是以精衛填海之犧牲精神，力挽狂瀾，拯救中國。葉嘉瑩教授從汪的詩詞中，發現由始到終，他都以精衛自許，將自己浪漫化和崇高化，極少反思自己的政治能力，更沒有懷疑自己的複雜及矛盾的個性。
對於汪精衛，李志毓有如此觀察：「汪精衛以『烈士』登上歷史舞台，卻以『漢奸』結束政治生命，在貌似『多變』、『矛盾』的政治選擇背後，潛藏着他『一貫』的性格。可以說，終其一生，汪都沉浸在這種自我犧牲的幻覺所帶來的莊嚴與崇高感當中。年輕時血氣方剛，不顧一切；得權的時候，不懂得審度時勢；失意的時候，只懂得沉溺於過去的輝煌。」
1944年，汪精衛死於日本名古屋。胡適得知汪之死訊，相當感慨，作了以下評語：「（汪）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為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
當我們回顧那些激進青年革命黨人之唯我獨尊和排外思維，再審視汪精衛的烈士心理和犧牲情結，繼而再看看胡適對於汪氏的評價──「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以上一切，是否似曾相識，如此熟悉？
人性亙古難移，這些青年革命黨人的某些特性和思路，也相當雷同地出現在3年前本地社會運動中的激進青年人身上，如此的真實，猶如不斷循環的基因和宿命。
極端主義 4-2
延伸閱讀：〈暴力、極端主義與本地激進青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