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上任第二天即致電廣東省和深圳市領導，雙方表示將會互相合作與支持的良好意願，相對於林鄭月娥上任後將近2個月才造訪深圳，廣東以至大灣區在特區政府管治藍圖中，是歷來最靠前的。回歸前港英政府官員掛在辦公室的地圖，深圳河以北是空白一片，回歸後也曾試過多種粵港合作機制，但合作幅度寸進，中央政府頒布的大灣區發展是國家策略，但受到香港黑暴風波與疫情的干擾，進展微淺。而今香港發展進入新時代，粵港合作也將開創新紀元。
大灣區概念能否變現實 看兩地政府態度
粵港無論從地理、經濟、文化等等關係，本來都是一體的，合作關係的緊密與疏遠，都是受到政治因素干預。港英政府一直視廣東為「鄰近地區」，鄰里關係可有可無；回歸後粵港之間是夥伴關係，但一直未能做到深度合作，有政治因素，也有經濟關係的使然。至於未來是否可以將大灣區從概念演變成現實，則要看兩地政府的處置態度。
回歸後的幾年，特區政府沿襲前朝處理粵港關係的態度，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認為香港不能成為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這種態度，比鄰里關係還要差。中央政府主導成立粵港大型基礎設施協作會議，陳方安生作為港方代表，幾年間「協作」的唯一成果是羅湖橋拓寬幾米。
粵港關係並非單純兩個地方政府的關係，而是關係到香港的發展方向。中央政府對於出現「河水不犯井水」的關係，自然要負一定的責任，同時也在設法提升兩地之間的合作，於是以珠三角區域發展合作論壇形式，香港及其他城市的首腦輪番「論述」合作的重要，流於「得個講字」；後來還不斷擴大，發展成包括廣東周邊省份的所謂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這種論壇是不可能有實質成果的，廣東對於跟香港的關係，在應付中央交託的任務之後，只會「埋頭苦幹」，香港不來合作，他們也無計可施。
經濟政治因素 導向粵港合作
深圳河南北兩岸的變化，是粵港關係的縮影。過去深圳是小漁村，對岸是港英政府設置的邊境禁區，兩地毫無差異；而近幾十年深圳一側已經高樓林立，羅湖一帶則魚塘耕地依舊。1997年，深圳市人口527萬，而今已經是1768萬；香港當時人口640多萬，回歸25年只增加到740萬。香港回歸那一年，GDP（本地生產總值）是深圳的10倍；到了2018年，深圳市GDP超越香港，去年深圳的GDP在全國城市中排第3，達到4750億美元，香港則是3679億美元。這種經濟發展水平與速度的差異，對於粵港合作的意願，會產生方向性的變化。
深圳是實施市場經濟，服膺市場無形的手，大量的香港製造業北遷到深圳是市場驅動。研發無人機的大疆在香港無法生產，到深圳發展成全球最大無人機企業，也是因為經濟因素。粵港關係如果純粹基於經濟因素，勢必被競爭主導，而香港現在已經成為，或許會進一步變成，競爭的失敗一方。但粵港兩地是在一國之下，政治因素還是能夠起到主導作用的。
港珠澳大橋最能說明經濟與政治因素變化的影響，最初提出興建大橋，還是港英政府年代，胡應湘從興建廣深高速公路的成功經驗啟發，提出建造伶仃洋大橋連接港珠兩地，可以從中獲利，但港英政府對此棄如敝屣。到了2003年香港出現大規模示威之後，重提大橋作為「救港方案」之一，反過來廣東一方消極對待，因為大橋連接港珠澳，獨差深圳一方，以各種方法拖延，直到中央下死命令，廣東只能出資參與。
政治因素導向粵港兩地合作，最經典的例子是粵港澳大灣區。初時是國家發改委在「十三五」經濟規劃中提出，後來變成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並且成為國家發展戰略部署，廣東一方自然要積極響應，但看不出特區政府對此特別熱衷，或許可以歸咎於日後發生的黑暴風波及新冠疫情，唯特區政府沒有看清參與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更切合實際。香港政經界都有一種想法，繼續扮演轉口港角色，買洋貨銷內地，協助內地出口到國際市場，就可以繼續有經濟增長。
關鍵在香港對融入國家大局的認知
中央一聲令下，地方政府必須貫徹執行，新一屆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應該更加積極；但如果結合經濟因素考慮，粵港澳大灣區對於香港而言，誘因愈來愈大。1997年廣東省的GDP是938億美元，約是香港的一半；而今廣東省的GDP，若按核算單位排名，已經躋身全球10大，而香港的GDP佔大灣區的只有18%，排在深圳和廣州之後。在經濟合作問題上，過去是廣東熱、香港冷，而今香港進駐大灣區，無論在研發香港產品或者與內地高科技產業合作，都有無限商機，政治與經濟兩個因素空前統一。
粵港關係發展關鍵問題，在於香港對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認知，融入是必須的，而粵港澳大灣區是順理成章的落腳點。以此作為抓手，粵港關係勢必會在一個更高的起步點向前邁進。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