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社會科學部長強世功早前在題為《如何融合中西智慧開闢香港一國兩制新篇章？》的文章表示，「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成功經驗，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善用香港的一國兩制，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就以金融和資本市場為例，於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懂得利用香港獨特優勢，通過在港的參與，認識西方資本主義運作和有益要素，不斷豐富、發展和提升自己，成績有目共睹。
強世功199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99年獲北大法學博士學位，2004至2007年借調香港中聯辦研究部，是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的主要執筆者之一，該白皮書首次提出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概念。
中國當前的重大緊迫任務
強世功認為，隨着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中國不僅要有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能力，而且還必須有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體系和文化意識形態的能力；但現實是，中國是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中國之外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則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其特色包括多黨競爭選舉的議會政治、司法獨立的法治和自由言論，這都成為這種政治體系運作的基本邏輯。
還有，中國「不可能」將自己的制度強行推向全球，但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展開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應在確保內地社會主義制度不變的條件下，虛心學習如何駕馭全球自由民主的政治體系，在全球輿論下贏得話語權，「這無疑是當前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就像改革開放之初面臨着如何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難題一樣」。
可不是嗎？我們不妨以媒體行業為例，中國當前面臨的重大而緊迫任務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輿論下贏得話語權。香港不久前的多元、包容性的傳媒環境，不啻就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練兵之所嗎？再者，強世功提到中國習慣於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對於由各種商業機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交織一起所構成的社會主導治理模式的理解，有所不足。面對國際社會現實，具多元特色的香港社會是否可用作為理想的訓練場？情况就像改革開放之初，內地面臨着如何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難題一樣？
新時期香港的政治和文化戰略定位
他提出，「香港在國家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性就要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戰略定位，逐漸轉向政治戰略和文化戰略定位」，而「香港的競爭性選舉制度、司法獨立和司法覆核的法治體系以及開放的自由言論，實際上為中國充分理解西方文明、學習如何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提供了絕佳的訓練場」。
他強調，這種積極取態也就是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的哲學精髓，即秉持虛懷若谷、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以改革開放的精神，虛心學習西方文明的文化知識和治理經驗，不斷豐富、發展和提升自己。
用資本主義規則 解決香港問題
強世功指出一國兩制要開創從經濟戰略轉向政治和文化戰略的新篇章，就意味着不能用內地治理社會主義的方法來治理香港的資本主義；反之，要用香港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來解決香港問題，過程中更要強調「在游泳中學習游泳」的指導思想──「在這種全新的戰略定位中，香港的重要意義在於為中國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體系和文化意識形態積累知識、經驗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培養相應的治理人才」。
因此，香港的國家戰略定位就不能停留在國際金融中心，「還要積極推動成為國際仲裁中心、國際司法中心、國際非政府組織活動中心、國際文化創意中心和國際傳播中心等。用資本主義的方法治理好香港的資本主義，推動香港精英人才積極參與到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事務中，成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階梯」。
粗枝大葉修訂逃犯例造成的苦果
值得在此際重提的是，香港應該從2019年《逃犯條例》修訂中所展示的粗枝大葉作風，及輕視「跨法域現代法律治理」的複雜性，作出有意義的回顧和反省。強世功早在2019年一個題為「通過法律構建現代國家與全球秩序」演說中提過：「大家都知道最近香港因為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政治爭議，我們在『一國』之內香港、台灣和內地之間的司法協助問題都搞不定，我們在『一國』之下治理香港彈丸之地都面臨如此巨大的難題，就知道我們距離全球治理有多遠。」
事實上，逃犯條例修訂雖是「一國」範圍內的立法，但它涉及的包括至少內地、香港、台灣甚至澳門的法律互動，這不僅需要法律知識和技術上的運用、細緻的分析工作，還包括對民情和社會風險的評估。如懂得適當處理，修訂本身是一項可供中國內地學習和構建「跨法域現代法律治理」的試金石，但粗枝大葉的修訂卻造成今天苦果。在回歸25周年之際，計劃未來，我們到底還需要為這些「失誤」，付出多少沉重代價和失去多少機遇？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