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美國紐約出版了一本書，卻在萬里之外的日本東京激起了一場風波。
書名是《日本新娘》，作者田村直臣是一名基督教牧師，生長在日本，熟知日本社會。在這本書裏，他向世人揭示了明治時代日本女子的悲劇命運：生活在父權制度和戶主制度的陰影下，完全沒有擇偶的自由，幾乎都是奉父親或有養護者權的哥哥之命，被迫出嫁。
早在幕府時代，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就很低，根本沒有男女平等的觀念，甚至不把女性當作人。所以，當1874年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發表《勸學篇》第8篇文章《勿以自身意志制約他人》，公開提出「生於這世間的所有人，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時，如石破驚天，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應。
可是在實際上，明治維新時代的女性仍然遭受不平等待遇。根據民法，所有日本國民均須從屬於特定的「門戶」，父親擁有強大的「戶主權」。長子是法定戶主繼承人，在家庭內同樣擁有特別權威。無論婚姻、過嗣、入贅、移居等，都必須經過戶主（父親或長子）允許，完全無視個人的意志。
明治時代女性社會地位低下
在父權制度和戶主制度的約束下，明治時代的大多數女性沒有選擇婚姻伴侶的自由，只能遵循戶主的指示，嫁給一個從未見過面的男人。雖然當時也有相親，但相親僅是結婚的必要手續之一，只要相了親，通常無法謝絕親事，只能放棄自己決定自我人生的權利。被嫁出去的女性，在家務、育兒和服侍丈夫公婆中，空虛地度過類似無薪工的一生。
田村直臣通過《日本新娘》一書，把日本女性的真實命運告訴西方世界，引起歐美人士的震驚，因為這和他們了解的日本完全不同。
原來，日本開國之後，一些歐美人士遊歷日本，傾心於異樣的日本文化，發出了許多贊美之聲。其實，他們在日本走馬觀花，對日本社會的了解浮光掠影，言論卻頗有影響。特別是英國新聞記者埃德溫·阿諾德（Edwin Arnold），身兼遊記作家和日本研究家的名頭，在西方世界影響很大。他在出版的介紹日本的書中，把日本女性描寫得很完美，過於理想化，給西方世界的民眾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可是，在田村直臣看來，埃德溫·阿諾德只看到表面，過於美化日本女性，會誤導西方國家對日本的認識，於是執筆暴露真相。他描寫的內容都是事實的，沒有想到，這本書傳回日本後，如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池塘，立刻激起巨大的波瀾，所有的輿論都指責田村直臣。
田村直臣外揚家醜 備受輿論指責
一些輿論認為，戶主制度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也是日本文化優越性的體現，對於維持家庭秩序、社會安定和諧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必須堅持。
明治維新之初，日本拋棄傳統，一心學習和移植西方先進文明，進步很快。20多年過去，隨着富國強兵目標日益接近實現，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國粹主義思潮。它批判和抵抗西方先進文明，強調日本文化、日本精神的獨特性，戶主制度被美化為必須維護和發揚的「國粹」，可以增強國民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田村直臣竟然質疑本國的國粹，妄想動搖戶主制度，必須給予嚴厲的批判和懲治！
如果說，這種輿論主要來自社會中下層，那麼另一種輿論則來自上流階層的男士。這些人士是父權制度和戶主制度的支持者，認為婚姻是門戶之間的大事，必須行使父權或戶主權，不能承認個人的自由意志。女兒年幼，不懂世間事，之所以會奉父命出嫁，其實是信賴父親的眼光，父親也會盡心為女兒選擇門當戶對的夫家。只有戶主圓滿地維持家庭內的秩序，才能確立社會的秩序。
這些上流人士承認，他們的這套道理在外國行不通。外國人，認為這種風俗習慣是一種野蠻的風俗，是未開化的習俗。因此，上流人士始終盡可能地回避和外國人討論這個問題，避免讓外國人觸及這個問題。田村直臣竟然在外國出版成書，直接談論這個問題，就相當於在外國人面前承認日本是一個未開化的民族。對日本的上流階層男士來說，這是一種嚴重的羞辱，絕對不能饒恕！
還有一種奇葩的輿論來自有識之士。這些人士深知，本國的女子沒有婚姻自由，是戶主制度的犧牲品。雖然這是日本特有的風俗習慣，但有違現代文明，早晚要廢除。家醜不可外揚，日本可以慢慢改革，但不能把這種事情告訴外國人。作為一個日本人，怎麼可以「暴露國民的缺點，煽動外國人的感情」呢！
這些輿論着眼點不同，但是不約而同，都指責田村直臣不該說自己國家的壞話。更不應該在國外出版書籍，在外國人面前暴露國家的缺點。輿論沒有興趣解決問題，反而爭相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對田村直臣進行審判，認定他的所作所為不利於國家，給他戴上「國恥」「賣國賊」等罪名。
3種輿論匯集起來，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日本基督教會在東京召開大會，討論如何處罰田村直臣。不少外國牧師高聲反對處罰田村牧師，一個人因為出版一本書而被剝奪職位，是一種不能接受的迫害。有人抗議說，在歐洲和美國都沒有這樣的審判，日本不能開一個有害的先例。
這些聲音傳出來，招致日本媒體的批評。《女學雜誌》的社論很有代表性，它以傲慢的口吻聲稱──他們（外國傳教士）來到此帝國，卻不知此帝國的歷史，他們和我國國民接觸，卻不知我國國民的風氣，徹頭徹尾根據自己國家的習慣，根據自我同族的意見而妄行。如果這不算一種迂腐，那就是無禮……假如他們明白何謂謙遜和禮貌，明白該如何敬重日本前輩的道理，便應該對這種問題也緘口不言才是。
一句話，你們外國人不懂日本的特色，所以最好別多嘴！
田村直臣受罰 遲滯日本文明的開化
其實，外國傳教士並沒有批評日本特有的風俗，更沒有干涉之意。他們只是根據言論無罪的原則，反對因為田村直臣向外國介紹日本的實情而懲罰他。《女學雜誌》的社論根本沒有邏輯可言，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
問題是，大多數日本人牧師沒有站在田村直臣一邊，反而和《女學雜誌》的觀點一致。在東京舉行的基督教大會上，他們投票贊成處罰。最終，田村直臣被無情地趕出來牧師隊伍，失去了神職工作。幸好，當時的日本政府沒有發展為極權國家，否則田村直臣很有可能被投入監獄。
「說自己國家壞話」的田村直臣受到懲罰，迎合了許多日本人的民族情緒，也讓許多日本人表現的似乎很愛國。可是，「不許說自己國家的壞話」，對日本又有什麼好處呢？沒有任何好處。相反，這種輿論強化了父權制度和戶主制度，遲滯了日本的文明開化。
在整個明治時代，女性都沒有婚姻自由，基本都是父親或者兄弟包辦。很多農村女孩的命運更悲慘，父兄完全沒把她們當人，而是當作商品，賣給游郭（妓院）。即使在大正時代和昭和時代前期，除了部分城市職業女性外，大部分女性仍然無法掙脫父權制度和戶主制度的桎梏。這是日本近代史上非常不光彩的一頁。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失敗，父權制度和戶主制度才被徹底拋棄，女性才獲得應有的自由。此時距離《日本新娘》出版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無數的日本女性已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她們的青春和幸福永遠也找不回了。假如當初人們正視田村直臣揭示的問題，拋棄「不許說自己國家的壞話」的陋見，現代文明之光一定會拯救無數女性！
「不許說自己國家的壞話」，沒有能夠維護所謂的「國家形象」，反而使得「國家形象」更顯得野蠻，而且遲滯了問題的解決，造成數不盡的人間悲劇。
但願，類似的悲劇不要在這世間上演！
（本文參考了日本作家茂吕美耶所著《明治：含苞待放的新時代、新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