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道》與歷史規律

陰陽制衡與人性善惡

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進步最快、人口繁殖最速、但同時亦是最血腥動盪的時代。它證實了所謂正義、公理、平等理想的勝利，只是短暫的曇花一現，善與惡，是人性不可分割的兩面。在歷史的長河中，崛起與衰敗，此起彼伏，永不停息，世界的秩序不斷在改變，眾生在茫昧中度日，不知其所以。

《道德經》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宇宙萬物的變動，不以一己的意願為依歸，只是「遵道而行」。「道」就是自然的規律，永恆而普世的原則。中華文化的「大道之源」《易經》，觀天地之象，體悟「道」的智慧，推天道以明人事，發展出一套二元互補相成的辯證關係：「一切事物，無不在變化中，陰陽變異，循環起伏。」一切現象皆由動態的「陰陽制衡」而成，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這些現象，亦在不知不覺中不斷變異，權且稱之為《波浪哲學》。（註1）（圖一）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但會因慾望而喪失善的本性。荀子則認為「人善是偽」，人性可為善，但若不加注意，受到誘惑，會淪落為「惡」。因此，人必須努力，讓自己培養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每個文明系統都有一個主導思想體系。於商代、周朝交替之際，商是一個文明較高的王朝，卻被文明較低的周所取代，使先哲們深徹反思，結論是「天命靡常，唯德是親」。「天命」雖選擇商為王，但一切是以「道德」為依歸的，管治者的行為受着道德的規範，並由人民加以衡量。周朝以「禮樂教化」、「道德」治國，延綿了800多年。

世上沒有不敗的王朝。任何制度所施行的良法美意，因為人性善惡的二元性，都難逃演變和衰退的過程。佛家說「生老病死」（或「成住壞空」），即如《易經・乾卦》所描繪的變易的規律，凡事從「潛龍勿用」開始，經歷「見龍在田、終日乾乾、或躍在淵」、到「飛龍在天」的盛世，終亦逃不過「亢龍有悔」的命運。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縱觀歷史王朝的興替，不外乎管治者與官僚制度敗壞、軍隊專政、社會貧富懸殊、民不聊生、人民缺乏信仰和動力、經濟崩潰、外族入侵等因素。所以任何個人與民族都不能自滿，必須精益求精，力求上進，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道理。因此，中華文化強調「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與「內聖外王」的治道。權且用這簡易的中華智慧，來看看近代中國、香港與國際間的盛衰，從而展望香港的未來。

朝代興替與國運興衰

自秦統一紛亂的七國以來，實行「書同文、車同軌」，凝聚中華文化，孕育出中華民族牢不可破的「大統一」觀念。但「天下大勢，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王朝的興替是宇宙的必然。而每一次改朝換代，多是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充滿着這些悲情和苦難。「寧為太平犬，莫作亂世人。」沒有經過戰爭殘酷洗禮的，永遠無法體悟那人間煉獄的苦況。安逸慣了的年青人，往往不知道動亂之苦。

從朝代的分合來觀察大趨勢（圖二），可以看到中國歷朝，就在分與合中循環起伏。合則強、分則弱， 500年，必有王者興，必有名世者！

回顧中國近代的太平盛世，是1662至1795年間的「康雍乾」，當時國力強盛，傲視全球。是時，西方的文明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遠溯自羅馬帝國因為極度擴張，政治腐敗、貧富懸殊、「蠻族」滲透、人們精神空虛，基督教日漸普及，終而崩潰。其後，基督教的神權逐漸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直至中古以後宗教改革，新教興起，引發了啓蒙運動、文藝復興，改變了人們的思維與價值觀，繼而孕育出民族國家的崛起、政治理念的轉變、促進近代資本主義與科學的發展、民主自由的熱潮。

自十五世紀發現新大陸以後，歐洲各國迅速在全世界展開殖民活動，掠奪資源，瓜分土地。十八世紀的英國，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下，開始了工業革命，加上優越的海軍力量，從此步上富強之路。到了十九世紀，英國擁有全世界土地的五分之一，號稱「日不落之國」。當時的中國，已進入衰敗期，同治年間，列強挾着船堅炮利的優勢，來華經商，已儼然意識到不祥之兆，因而有洋務運動的興起，可惜因為幅員廣大，各方既得利益者關係錯綜複雜，無法有效推行。因循苟且，加上慈禧太后擅政，一錯再錯，清朝終而敗亡。國運衰頹，西強東弱，如何能不敗？

相對地，同樣被列強扣門的日本，因為剛終結了幕府的紛亂，推戴明治天皇，急於求治，選擇了全盤西化的策略，派遣高層官員往西方虛心學習，勵精圖治。在短短的數十年間，富國強兵，國力日盛。數千年來，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錯綜複雜，既源於唐朝文化，又發展了本土特色。中國是東方大國，向來雙方實力懸殊，雖有歷朝的倭寇等作亂，但歷史上從不曾出現好像十九世紀時「日強中弱」的形勢。早有擴張土地野心的日本，在輕易吞拼朝鮮半島後，終全面發動「中日戰爭」，意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直至第二世界大戰，在原子彈的威脅下，無條件投降，方結束了輝煌的「盛世」。凡事盛極必衰，同樣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大英帝國亦逐漸衰敗，殖民地相繼脫離，完全失去昔日的光輝。國際間的微妙關係，就是《易道》「波浪哲學」的最佳寫照，盛衰得失，全是陰陽互動的結果。總結如（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