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撥亂反正 要大刀闊斧先從整頓教材做起

教材是教師教授學生的主要憑藉,是教師進行教學,從事教育工作的武器和依據,更是學生獲得系統知識以啟迪思想,致力提高思想品德覺悟的重要工具。因此,教材內容的正確性和高素質決定一切。

教育的媒介、工具和績效基本上是4個方面,教材、教師、教法和監察(視學和督導)。本文集中只講第一個方面,就是教材。教材包括教科書和參考書,以至泛指一切用於教學的多媒體訊息和內容。

教材是教授的憑藉

唐代韓愈《師說》有云:「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師是傳播道理、傳授學業、解疑答難的人。教材是教師教授學生的主要憑藉,是教師進行教學,從事教育工作的武器和依據,更是學生獲得系統知識以啟迪思想,致力提高思想品德覺悟的重要工具。

學生吸取知識離不開考試。因此,根據學歷教育和制式課程的普遍規律,以至根據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的認識階段性發展的特點,要求對教材有嚴格審核,全世界各國政府都高度重視,無一例外。

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一般是從對教材的感知開始,感知愈豐富,認知就愈清晰,形成知識概念和理解知識就愈容易。教材使學生獲得的知識要做到系統化和規範化,既有助教師對教材講解的理解和掌握,更方便學生吸收和複習。

教材是教育改革的核心

特區政府的教育改革,核心關鍵在教材。除了自然科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之外,尤其是關乎性格形成、情感歸趨和建立志向等方面,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美學、公民意識和道德培育的教材最為重要。教師居其中,是通過教材(和教法)傳授給學生的重要紐帶。

教材亦是考核教學績效的重要依據。教材的意義和內涵,是知識、智慧和精神面貌3個層次的逐級提升,分別有其科學性、人文性和道德性。因此,教材需要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是教師制定課程內容和決定教法的標準,是教師掌握主導權以進行教學的壓艙石。

回歸25年,目前25歲左右的香港年青人,大致上是什麼水平素質,有多少國家觀念,有幾許社會意識?歷經過去3年的社會動盪,教育的缺失何在?需要特區教育界及時作出深切的檢討。希望能夠藉此機會,將缺失糾正過來,將壞事變成好事。展望將來,到2047,屆時50歲左右的一代人將會是香港特區的骨幹。就在今天,他們更帶動着一批幼嫩待塑的下一代成長。到2047,屆時25歲左右的是未來的主人翁。

對於這兩代人,我們希望他們怎樣帶領香港特區繼續往前走?新時代的中國,到本世紀中葉,屆時相信已經躍居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處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要為中國人和全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香港特區應該怎樣配合?能否配合?就在今天,香港特區位居領導崗位的愛國者治港團隊,似乎應該要高瞻遠矚,有深謀遠慮,才不至辜負時代的託付。因此,特區的教育再改革實在刻不容緩。往者已矣,悟既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我們要把浪費了的機會和荒廢了的時間追回來。

教材的重要性體現在教師根據教材進行教學,教師以制定教案來決定教法。(Shutterstock)
教材的重要性體現在教師根據教材進行教學,教師以制定教案來決定教法。(Shutterstock)

教材內容正確性和高素質決定一切

特區政府在教育界今後的挑戰,儘管千頭萬緒,最重要的關鍵着力點,就在教材方面的改革和整頓(除了教科書之外,還包括全部各類參考書和課外讀物)。 一定要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力拔千鈞,走群眾路線,發動教育界、出版界和傳媒界,鼓勵教師、家長和教育團體成立各類教材關注組,整合上述3個界別的一切有關的社會力量,建立正確視野和觀念,聚焦教材,持之以恆,犁庭掃穴,才能夠徹底地撥亂反正。

教材內容的正確性和高素質決定一切。國家觀念、民族立場和公民意識,是學生求學期間從3歲到18歲(入大學之前)一個不間斷的全過程。通過教授學科知識,形成概念理論,建立人文關懷。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是根據各年級的學生(3+6+6,長達15年)在發育過程中的認知特點,身心發展和學習規律,通過一整套教材逐步建立起來的。國之大者,在文化傳承,在繼往開來,在先生者怎樣教育後來人。

總而言之,教材、教師和教法,是課堂教學活動的三腳櫈,是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證教學質量生成並長期維持的基本要素。教材正確和合適與否,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對教學活動和教學質量產生決定性的、根本性的、實質性的影響。

筆者認為,教育界如今百廢待興(不是危言聳聽),當前最重要的事情不單是以教師為中心進行改革,更應該以整頓教材為中心進行全面篩查。教育的本質最終是要求人人都能做到自我教育、自我啟發、終生學習、方法為本,但基礎的建立是在頭15年的在學階段。

校本管理不可過度放權

從教育的普及性和全民性角度看,教材的地位和作用是關鍵樞紐。教材一定要在教育局的督導下統一起來,教育界領導(包括各大學的教育學院和香港教育大學的教授和講師)責無旁貸。校本管理只能夠局限在某一特定的行政範圍,不可過度下放權力到學校。

通識科(去年已改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在2009年導入到高中作為DSE必修學科,並於2012年開始被列入為高考的必考科目。當年匆匆推出,沒有充分準備,沒有統一教材是最大的敗筆。通識科教師貪圖便捷,以剪報營生,沒有系統性的教材,在堪稱「無政府主義」的環境下,侈言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更缺乏對所謂批判思考的正確認識,豈不一塌糊塗?

通識科的破壞性,從反對國民教育到霸街,從旺暴到黑暴,反對力量一直以來處心積慮而教育當局一直以來毫無防備,現在回顧起來,令人感到驚心動魄。當年推動教育改革的有心人,書生意氣,動機單純。

此一時彼一時,筆者認為新時代的今天已時移勢易,對當年教改的成敗得失無需苛責,如今應該要做的事,就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先從整頓教材入手,方法是發揮社會力量,群眾有序參與,千萬不可單靠教育局的課程發展議會。教育局以牛步跳查查舞,慢4步慢3步,踟躕不前,不時橫向而行甚至後退,缺乏前進的方向和速度。市民心急如焚,不禁心有疑惑:看你橫行到幾時?

校本管理只能夠局限在某一特定的行政範圍,不可過度下放權力到學校。(Shutterstock)
校本管理只能夠局限在某一特定的行政範圍,不可過度下放權力到學校。(Shutterstock)

學校教育是一項長遠投資

作為一種教育途徑,學校教育比較其他任何途徑(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在系統傳授知識技能以及培養學科學習能力方面,有無可比擬的決定性和優越性。正因如此,學校教育從來都是一項最重要的長遠投資。特區政府要確保一代接一代的有效傳承,才能夠朝正確的方向持續發展,動能提速,才可以做到市民的素質不斷優化,在一國兩制之下為國家建設和民族復興做出應有的貢獻。

從教學實踐來看,25年來由於缺乏正確認識,教材(主要是通識科)一直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校本管理的思維下被錯誤引導、被邊緣化,更被反對勢力利用。教育局領導主動投降棄守,只滿足於要求學校領導定期填寫報告呈上來審閱存檔,不痛不癢,交差了事。對教材把關不力,導致課堂教學質量低下,歷年來奢言教育改革,不著邊際。

教材不僅是課程標準的代言人,理論上應該是集中了眾多專家學者的專業智慧和學科水平的產品, 是學科知識的精華,是生命智慧的結晶。教材不是一般知識材料、不是一般閱讀刊物、不是普通心靈雞湯,是根據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和思辨認知特點,專門研製和編寫出來的版本,一定要由特區政府教育局作為最重要的教育工具,牢牢地掌握在愛國護港的領導團隊之內具專業權威的教育學者專家手中。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妥協,更不可以倚賴資本力量或藉口市場供求,放任不理,那是嚴重失職,有負市民的重託。

筆者建議,所有教材(還有參考書和各類青少年讀物),凡是牽涉到15年制式教育範疇裏面的,都需要由學者專家在政府的指導下加以監察和管控。全世界所有政府的教育部門都是這樣做的,毫不例外。筆者在日本留學工作多年,對於日本當局在教材方面取捨抉擇的嚴謹程度令人嘆為觀止,值得我們參考,具體例子,日後有機會再說,新加坡亦如是。

一國兩制體系下的經驗不足

全世界目前只有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或許由於實踐經驗不足,因此國家觀念被誤導,民族立場被扭曲,造成過去25年來教育界在教材、教師、教案、教法、試題、督學6個方面都出現錯誤,因為主動放棄了最關鍵的一環,就是有關教材編製和審查方面的工作,嚴重匱乏有缺失。

筆者特別留意到例如鄭振鐸、陶行知、葉紹鈞、胡愈之和黃炎培等近代教育家,都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對教材的編寫不遺餘力,可謂畢生專注。他們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長期從事教材的原創工作。筆者有幸,年幼時得享樁萱之福,唸誦古範文和詩詞,到今天仍琅琅上口;小學時學習成語、寓言、神話和名人勵志故事,中學時於皇仁書院更得中國語文和歷史名宿雷鏡鎏老師真傳,自然而然養成家國情懷,立志於學。

香港的獨特環境,不論是97前或97後,都能夠提供年青一代接受東西方文化互相激盪參差對照的機會,但如果沒有正確的民族認同,愛國立場和愛家情懷,相信一定無法真正了解何謂東西方文化兼容並包的真義。特區的特別之處,豈不就是「一國」主導之下的國際化?

撥亂反正,首先就是要理直氣壯地提倡愛國愛家,要突出民族傳承,培育家國情懷,要研究中華文化和中國歷史。例如單是選出100位從中國古代到近代享譽全球的中國科學家、文學家、政治家、醫學家、民族英雄和當代楷模,就能夠提高學生閱讀的興趣,提供豐富的寫作素材,以學習名人的成就為榜樣。以上只是筆者一得之見,隨手拈來,不忝野人獻曝,謹供下屆特區政府的教育局及文化局領導參考。大言不繁,就此擱筆。

原刊於「點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關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