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的政治風暴，香港也發生了有外國勢力支持及推動的「顏色革命」，這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曾發生的「顏色革命」何其相似。現時世界及邊緣地區形勢複雜兇險，包括台海關係極之緊張；在俄烏戰爭的大環境下，香港正面對嚴峻的國際環境。
美國今次對俄發動全方位的經濟戰、貿易戰、金融戰，實在令到隔岸觀火的港人也感到膽顫心驚。近年西方國家不斷脅迫中國，香港不幸成為祖國安全短版之一。在過往安定的日子裏，港人大多缺乏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和決心；今時今日，面對這嚴峻的情況下，港人是要增強對國家安全的認知，並迎頭趕上。
香港之子
李家超是香港典型的一個中七畢業後就發憤自強的勵志故事，正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精神的一種體現。他在名校預科畢業後，就選擇了為人民服務的警隊工作，一份傳統上被視為危險的工作。他自強不息，奮發向上，以維持香港的安全穩定為目標，並以促進整體社會福祉為己任。他是典型的香港之子，就像是我們身邊一些同樣奮鬥成功的朋友。
在現時環境下，任何新特首上任，都會面對很多流言蜚語。新一屆政府在李家超的領導下，將背負很多擔子和不利的批評。其中有譏諷和詆毀為「警察治港」，以激發市民對未來政府是「槍幹子出政權」的恐懼，並引來西方更多的制裁；亦有譏之為「中學生治港」，一些港英培養出來親西方的社會精益，以及一些仍有「好仔不當差」守舊思想的人士，自然不會認同李家超的出身能治理好香港。
對於前者，這和之前的社會動亂有關，其用心不用多談；至於後者，李家超一直以來，一邊工作，一邊進修，已達到了大學以上水平。而且，我們回顧香港好幾位特首，如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等，都是自少在香港受教育，從香港的名牌中學畢業後，一直奮鬥，最終成為特首。在這方面，李家超的專業、經驗和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至於一些商界的焦慮，由於李家超不是商界或傳統專業出身，加上在香港現在疫情和經濟仍然不明朗的情況下，他們不安的情緒，是不言而喻的。香港在中央支持下，多年來奮鬥的經濟成果得來不易；未來在大灣區發展的大方向下，經濟前景是非常樂觀的。近年香港政治的動盪，大大影響香港的經濟民生，恢復平穩一定是首要任務。李家超以往的工作，一直都站在應對國際反華勢力的最前線，《國安法》得以有效落實，估計這就是他被提名成為唯一參選特首候選人的主要原因。
鐵漢柔情
當然，大家都期望他在執行「以結果為本」的社會民生政策方面，能顯示其了解香港社會各種民生的情況，以積極的方針推行其政策。在李家超剛公布的政綱中，筆者特別注意到一項突破性的社會民生政策，這就是「解決跨代貧窮試驗計劃」。
「輸在起跑線」，正是不少基層學生面對的最大問題，也是一些青年不能向上流的主因。他能在近日訪問劏房戶過程中，啟發這項新政策，實不容易。希望在各社會團體和企業精益的支持下，這項培訓千名劏房初中生的導師計劃能水到渠成。這個政策反映了他在近期檢視芸芸問題裡，能夠體諒基層市民的苦況，嘗試去改變，為年輕人創造多些機會，這也反映了他鐵漢柔情的一面。
在這兩年多的疫情下，全球供應鍊已面臨斷裂的風險、通脹上升、勞動力市場錯配惡化、保護主義和貿易制裁不斷加強、教育成果進一步兩極化、失業與結業情況嚴重，市民對政府抗疫措施則有不大不小的疑慮。在這特殊環境下，新政府應如何部署？新政府面對這短期衝擊 ，以及多年來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實在是千頭萬緒。筆者特別在提升香港競爭力方面，提出以下3項建議。
抗疫從「清零」過渡到「共存」
疫情侵蝕了社會凝聚力，市民的情緒傾向悲觀；他們的生計和正常活動，以至身心健康等都受到或多或少的衝擊。據近日報道，香港防疫專家何柏良和孔繁毅都提出政府可考慮取消熔斷機制，讓香港能盡快恢復航空中心的地位； 再者，國內的抗疫專家鍾南山近日也呼籲，中國政府不能長期追求「動態清零」。
近期全球各重要經濟體和鄰近國家，已加快放寬防疫措施，香港的現有措施已顯得格格不入，港人不可以長時間坐困愁城。香港作為亞太區重要的商貿和金融中心、中國的南大門，香港要肩負和發揮這功能。
政府必須制定一套可行的從「清零」過渡到「共存」的防疫政策與時間表，讓港人對未來的生活，以及企業對未來業務，能進行更確切的安排。這內外共同接軌的兩個目標是可以並行的。很多的防疫措施，其實都能兩者兼顧，例如再增加特定群組疫苗接種比例、加強入境人士檢疫措施的有效性，以大大減低社區擴散風險，以及更有效使用冶療的特效藥等。
成立「經濟復甦委員會」
香港經濟前景現在仍然不明朗，筆者建議政府應盡快成立「經濟復甦委員會」，目標是保障香港現有的優勢產業和消費，並促進市民對未來經濟的信心。經濟衰退雖然可怕，復甦無望才是市民更深層的恐懼 。以往在經濟大衰退下，政府曾着重推出新產業（例如在2009年曾蔭權提出6項「優勢產業」），它們大多不乎合香港的經濟比較優勢，並不容易產生短期效益。
這委員會的成員不應只以不同行業的本地大企業髙層為主，政府應多邀請經濟學者加入，以能多從成本效益、市場失效、經濟公平、中港經濟融合、大灣區發展、區域競爭等更全面的角度向政府提供意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商貿中心，政府也應該邀請各國際商會派代表參加，集思廣益。這需要很多的前期硏究工作，不可再靠「拍腦袋」交差的。
成立公共政策研究所
再者，香港政府擁有最大的公權力制定公共政策，但一直受制於高層官員視野和認知的限制，政策研究工作一般只集中於一些社會當前面對的熾熱問題；至於推動長遠政策研究的能力，顯然力有不逮。政府不時會外聘顧問公司進行長遠的發展規劃硏究，這絕大部分是涉及基礎建設和土地規劃，其在社會民生及經濟政策上的硏究則較少。
國內和海外各國對本地政策研究都極為重視，社會內亦設有不少高素質智庫及大學研究中心。香港在長遠政策研究這範疇上，無論在政府內，大學和民間均落後於較先進的經濟地區。為此，筆者建議政府應以財政支持設立專題政策研究所。在體制上，這些機構在政府之外，但維持與政府緊密的聯繫，亦是政府「旋轉門」和人才庫的重要部分。香港公共政策研究所起步較遲，特別在新產業政策、人口及公共財政政策的研究非常缺乏，現必須由政府作主導，以能達至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疫情的大環境下，香港經濟的持續反彈仍面對很多不明朗因素，經濟新增長點並不顯著，數碼化和智慧城市的長遠目標進程滯後。如何短期內恢復社會的內部團結？並沒有靈丹妙藥，這是需要政府一點一滴的積極和勤奮工作， 希望能用時間換取空間，讓香港走出一條能看得到的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