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曠日持久的煎熬，令市民大感抗疫疲勞，儘管社交距離措施尚未放寬，不少市民已趁着復活節假期到戶外「鬆一鬆」。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近日在《明報》撰文，指出市民最想知道的，是疫情下生活的日子還要捱多久，但願正如專家所言，到今年夏季，市民外出便可以不戴口罩，「因為不戴口罩，意味生活便可回復正常，不再為疫情擔驚受怕」了。
中招應留家中還是接受隔離？
周永新教授認為，新冠病毒最終會否成為風土病，仍有待觀察，但市民最感傷痛的，是這麼多長者因新冠死亡，生命的損失真的無可避免？市民更想知道的，是香港會否返回第5波疫情前的情况？「這裏指的，並非限聚令會否逐步放寬、失業率上升後會否下滑，或香港的經濟會否回復增長，而是經過這幾個月的種種震盪，香港會否一點都沒有改變、猶如第5波疫情之前一樣」？
周教授指出，經過第5波疫情，最少在以下3方面，包括政府的管治能力、社會的共濟精神及個人的生活取向，市民的看法好像改變了：
一、市民對政府的管治能力改觀了。「市民過去引以為傲的，是香港不止有ICAC（廉政公署），還有一個廉潔和有效率的政府。到了今天，市民不會質疑公務員的清廉，但政府在第5波疫情中的表現，確實令不少市民失望：什麼朝令夕改、防疫抗疫失控、部門欠缺聯繫等，市民這些批評，絕對並非無的放矢；特首最後也得承認，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確實有檢討的必要，但要留待下屆政府作決定」。
他認為，市民所以對政府的管治能力改觀，並不在於表面的混亂，而是看不到政府有團隊精神，結果官員無論怎樣解釋，因為說法常有差異，無法釋除市民的疑慮。「到了今天，市民一旦中招，他們仍不知道，自己應該留在家中自我隔離，還是必須入住隔離中心」？
抗疫策略朝令夕改令人心傷
另外，「政府還有一個更大的錯誤，就是做決定時，往往脫離市民的感受。「例如兩年前，政府曾一度全日禁止堂食，但打工仔路邊吃飯的情景，看到都令人心傷，禁令被迫修改。又如最近勒令理髮店停止營業，原初所定時間，明顯沒有顧慮市民剪髮的需要，後來也得匆忙容許理髮店復業。這樣的抗疫策略，市民要問的是：政府有從他們福祉的角度考量嗎」？
周教授坦言，為政者必須明白，政府無法理解市民的「所思所想」，制定的政策必然無法得到市民的支持和擁戴。
二、在第5波疫情中，市民的共濟精神，明顯比以往遜色。周永新指出，相比第5波疫情之前，當失業率一度攀升至7%，有工會團體要求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政府以諸多理由推搪，那時民間自救力量出來了：有公司職員自願各做半份工，不想看到有同事被辭退；有小食店老闆以成本價出售飯菜，務求收入驟降的基層家庭有兩餐溫飽；有地區組織發起募捐運動，按照個別家庭的需要送上物資；有專業人士利用假期，協助雙親外出工作的孩子在家中網上學習。這些都是民間共濟力量的佼佼者。
依靠中央支援 自發行動減少
然而，到了第5波，疫情造成的傷害比前4波厲害得多，但相比之下，民間顯示的共濟力量，卻好像消失了，特別在地區層面，看不到居民組織以往那種自發性的互助和關懷。「有意見認為，隨着眾多區議員離職後，40年來艱苦建立起來的地區支援網絡，今天已蕩然無存，以至政府要推動各種地區支援行動，根本不知從何入手」。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共濟力量在第5波所以未能發揮出來，可能是政府太着重中央的協助了！民間有心人士和組織，既然知道中央會提供幫助，他們自發性的關懷行動便相應的減少。周教授聽聞有退休護理人員，曾想過到安老院舍協助照顧長者，但知道政府有意輸入千名內地照顧員後，也就打消這個念頭。如果政府能及早發起義工協助照顧長者，或許安老院不會如今天這樣「傷亡慘重」。
因此，他直言，「中央的協助是好的，市民也心存感激，但政府沒有想過發動民間的互助力量，實在是一大敗筆。無疑，現在民間也出現了幾個抗疫聯盟等組織，但民間過去那種互助精神和熱忱，在第5波中卻好像被埋沒了」。不過，他也強調，「民間的共濟力量從來沒有消失，只要行動有意義，市民絕對不會吝嗇對別人的關懷和支持」。
危難當前 市民只能自求多福
三、社會愈來愈難有共識，個人的取向卻愈來愈強烈。周教授指出，第5波疫情中，政府所做的決定，常把市民弄得無所適從：什麼「動態清零」、什麼「與病毒共存」，到了今天，不少市民仍無法理解；市民能夠做的，是按着自己的需要，走自己防疫和抗疫之路，至於能否與政府一起「打贏這場硬仗」，市民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他相信，第5波疫情過後，政府要取得市民的共識，相信會比以前更加困難；「市民在今次疫情中學曉的，是危難當前，他們只能自求多福」。
然而，縱使政府的管治能力如江河日下，市民的互助也因政策的失誤發揮不出來，但他一再強調，港人珍惜的「同舟共濟」精神，其實從來沒有消失；只要政府的政策不再迷失，市民的共濟力量能再一次被喚起，第5波疫情造成的傷害，總會得到平復，因為市民相信，香港並不是一個只顧一己私利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