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各種「厲害了，我的國」文宣甚囂塵上之際，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今年初發表的〈技術領域的中美戰略競爭：分析與展望〉報告，以及早前在內地出版、題為《大國的坎：如何破解「卡脖子」難題》一書，以提醒國人的語調表示，雖然中國在部分關鍵科技取得革命性的突破，但美國仍保持着「全局性」和「關鍵性」優勢。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的報告，重點分析了三大代表性領域──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報告強調，這3個領域不僅具有科技與經貿層面的重要性，而且直接關係到中美在國家安全與戰略層面的互動。報告書對前兩者的前景估量是：中美脫鈎後，無論在技術面還是產業方面的發展，中國不單在大部分領域會明顯落後，甚至陷入真空狀態；在芯片製造、人工智能及IT產業，更面臨發展瓶頸。
在航天運輸、載人航天、衛星導航與通信，以及深空探測領域，報告認為「美國絕對領先」；中國則擁有獨立的技術和裝備體系，與歐、俄同為第二梯隊。因此，國際航空航天格局當前呈現的，是「產業競爭關係高度不對稱」。
中國面對的「卡脖子」難題
與北大報告異曲同工、讓我們可認清落差的，是不久前在內地出版的《大國的坎：如何破解「卡脖子」難題》（金海年、顧強、鞏冰等著）。「坎」和「卡脖子」所指的，是國家發展需要踰越的「要害」領域。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前部長李毅中為該書作序表示，「我國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任務十分繁重」。他以芯片產業為例，中國雖然擁有「較強」芯片線路設計能力，但設計所需的軟件，卻為先進國家壟斷。他續稱，高端芯片幾乎全部要外判加工，設備與材料依賴進口，光刻機成為「瓶頸」。
其他高科技產業方面，另一個例子是用於手機及對材料要求較高的汽車、航空航天等高壓電容領域中的多層陶瓷電容器。該等電容器的研發和生產，涉及陶瓷粉體材料學、金屬電極共燒技術，以至微電子、精密機械等學科的綜合運用。在該書中，作者們還較詳細討論其他落差較為顯著的產業，如機床產業、用於載藥的「微球」技術等。
《大國的坎》撰寫團隊結合了經濟與科技知識。主要作者之一金海年是清華大學物理學學士、中央黨校經濟學博士，以及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國家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員；顧強是經濟學碩士、企業管理學博士，先後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多個部委工作；鞏冰則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除科技領域的「卡脖子」外，該書指出當前中國面對的，還有「資源卡脖子」、「交通卡脖子」、「規則卡脖子」，以及在當前數碼時代的「平台卡脖子」。資源與交通的「卡脖子」，較為傳統，不難理解。
至於「規則卡脖子」方面，該書指截至目前，美國對其他國家或主體實施金融制裁的方式，主要包括4種：凍結或沒收被制裁方在美金融資產、取消或大幅限制被制裁方在國際市場中的債權和股權融資、切斷被制裁方的美元清算渠道（例如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及禁止其他非金融機構與被制裁方交易。
在今次俄烏戰爭中，SWIFT的威力彰彰明甚。俄羅斯出口嚴重依賴歐美金融體系，絕大部分的結算以美元或歐元計價。這次將俄羅斯7家銀行從該系統中移除，後果是對其現金流和經濟造成極端打擊。
美國實施制裁的基礎
為什麼美國能夠對其他國家實施金融制裁？書中表示，「這種看似簡單的制裁方式是建立在美國多年來在《聯合國憲章》條款的基礎上所構建的國內法律和規則框架上的」。《聯合國憲章》第41條指，就「對於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及侵略行為之應付辦法」，安理會「得決定所應採武力以外之辦法，以實施其決議」，這成為美國實施金融制裁的合理性和法律依據。而背後支撐美國能使用這些法律規則的，則是「美國對國際儲備貨幣（美元）以及國際交易清算系統的壟斷」。
在「平台卡脖子」方面，該書表示在當今數碼世界，誰掌握了互聯網，誰就把握時代主動權。個人電腦和手機操作系統、域名，以至數據庫等基礎軟件的高度集中，都是一直以來被視為互聯網世界中的「卡脖子」課題。伴隨着數碼經濟發展，例如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等更增添新的「平台卡脖子」課題。
上述內容，相信有助我們了解國家的「冷現實」。細讀同時，亦令人衍生兩點反思，一併提出，作拋磚引玉。
第一，大學的傳統經濟學是否過於「純經濟」？豐富科技作為一項生產要素的認知，可否令我們更立體地審視傳統經濟學中例如生產函數、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學、公共財政，以至市場壟斷的出現與利弊等課題？對於追趕型經濟體（catch-up economies），這能否更有利於提升經濟學與現實的關聯性？
再者，理論一點，對於一些約定俗成的經濟學概念，就以收入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ate of return）而言，新興互聯網世界平台展示的卻是收入遞增（law of increasing rate of return）現象，也就是說，多一份群聚，多一份遞增收入，我們又應否以較批判的思維，對傳統經濟學加以審視？
港官是否需提升創科認知？
第二，創科被定為香港要優先發展的經濟支柱，香港的主事官員在這方面的認知是否需要提升？對比之下，內地在這方面卻有不少可供借鑑的經驗，例如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出版的《新科技知識幹部讀本》，邀請了57名院士和200多名專家參與撰寫，以及《廣東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幹部培訓系列讀本》，當中分為先進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等分冊，均是銳意提升主事官員的相關知識。
隨着兩地進一步融合，香港公務員的選拔和培訓，是否有需要適當地增加這些內容？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