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
香港極度缺乏天然資源，它之所以能夠成為世上屈指可數的高收入經濟體，除了地理位置及某些優良制度外，最關鍵的，無疑是它自己培養或從世界各地吸引到來的人才。若香港的人才庫出事，它經濟前途的根本必定動搖。
上月底新世紀論壇與新青年論壇根據統計處數據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大學學歷（其實應是指高等院校學歷）年輕人的薪酬中位數，在扣除通脹後連年下跌，引來社會一些議論。我自己過去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在《信報》及有線電視清談節目 Money Cafe 中，也曾加入戰圈討論。這問題涉及香港的經濟前途及社會中的深層次矛盾，不應等閒視之，有些重要觀點我之前仍未說清楚。
年輕人收入跑輸大市
首先搞清事實。
上述報告所用的數據，是從1993年開始，到2013年為止。我們從官方統計數據可知，從1993至2013年，香港的實質人均GDP共上升66%，但20至24歲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實質收入中位數卻下降了17.5%！中位數指一半人高於這個收入，一半的人低於此，它與人均GDP所用的平均數，概念上有所不同。是否年輕人中有一批收入極高，把平均數拉了上去，但中位數卻下跌？這是合理猜測，可惜並無事實根據。我自己檢查過不同年代年輕人的收入，包括有大學及沒有大學學歷的，發現較近期（2013年），不見大量年輕人進入高薪的高端職位。
要解釋高學歷年輕人收入下跌並非難事，從1993至2013年，擁有大專學歷的總工作人口劇增近70萬，遠超過同期大學畢業生的總人數，當中很大比例是副學士或大專院校畢業，因此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比起93年，應較良莠不齊，這自然反映在薪酬當中。在競爭的市場中，薪金等於勞動邊際生產力的價值。我們就算不以中位數為準則，改為擁有大學學歷的20至24歲年輕人中收入最高的一成，從1993至2013年，這批「精英」的實質薪酬一樣下跌了17.4%。不過，要注意，用中位數也好，用最高的一成也好，結果都可能會誤導。2013年大學學歷人口比前大增，以前最高一成可能是精英，人數不多，現在最高一成，人數卻比以前多得多。
真正的挑戰，不是要解釋讀過大學的年輕人薪酬中位數下跌，而是另一現象。從1993至2013年，20至24歲年輕人口，並沒有如大學生人數般上升許多，但他們實質收入的中位數只上升了6.67%。這不但遠遠比不上同一時期人均實質 GDP 66%的增長，也與整體工作人口實質收入中位數27.7%的上升大有距離。為什麼在有科技進步、資金不斷積累、中國經濟也比前增幅巨大的情況下，香港年輕人從薪酬所反映出的生產力，遠遠跑輸給其他的年齡層？
技能錯配 影響收入
我相信有兩個因素是主要的，兩者都涉及技能錯配。
第一，近年年輕人所謂「軟性技能」不足，例如人際關係、溝通能力、責任感、工作態度等，都大有改善空間。我在當科技大學商學院本科生最高負責人期間，有見及此，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改善學生這方面的技能。
第二，更隱晦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年輕人有興趣掌握的技能，與時代需要十分脫節。香港從開埠以來，最重要的核心技能，便是擔當中國內地與世界的中介人。進出口貿易、物流、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業等，莫不與此有關。這不但要求港人熟悉中國與世界其他貿易伙伴的經濟社會實況，而且還要懂得把握商機。我們不妨問問年輕人，不管他們有何學歷，誰經常閱讀《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財經雜誌》、《亞洲週刊》等？多少人英語說寫俱佳，曾把整本有簡體字印刷的書讀畢，自己也懂得寫簡體字？恐怕為數不多。有人告訴我，連大學生也把北京與廣州的位置搞亂，長江黃河也對調、弄錯。有位外國記者曾疑惑地問我，香港經濟極為倚賴大陸，有些年輕人卻對大陸政府及人民持敵對態度，如何是好？我無言以對。
一部分年輕人拒絕學習香港需求最大的技能，這本身便已對他們的收入及生產力，構成負面影響，但後果遠不止此。這批人及一些年紀較長、熱衷於政治鬥爭的人，不會滿足於自己經濟地位下降。他們沒有興趣學懂數理化，亦十分排斥掌握世界與中國的政經發展，然而政治鬥爭可能幫到他們，把社會權力及別人生產的財富掠奪過來。此目的距離達成還很遠，第一步是先拿到權力或影響力。這並非易事，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
鬥爭耗用生產力
社會中老老實實專注生產活動的人，在鬥爭中易處下風。沉默的生產者終會看出不妙，不能不撥出一部分時間與資源，對抗這些「尋租者」，否則損失更大。不過，愈是如此，耗用在政治鬥爭的社會資源便愈來愈多，用作生產的時間則每下愈況，經濟增長便會停滯倒退，社會就跌入一個不易擺脫的陷阱。1999年，我曾在頂尖經濟學期刊《政治經濟學報》（JPE）分析，此種事態發展，要費很大的勁才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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