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的事態發展，日夜牽動世人的心。最新的消息是，烏克蘭與俄羅斯同意在白俄羅斯邊境地區舉行談判。中方則表示，支持和鼓勵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外交努力，歡迎俄羅斯同烏克蘭盡快舉行直接對話談判。
不過，談判舉行前，俄軍的進攻行動並未停止，俄羅斯總統普京更下令將俄軍威懾力量調至「特殊戰備狀態」，包括核威懾部隊高度戒備。目前，俄軍已經進入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首都基輔被包圍。
國際秩序搖搖欲墜 強人政治甚囂塵上
早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公眾號「IPP評論」發表文章，認為烏克蘭戰爭標誌二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已經搖搖欲墜。舊的秩序在迅速瓦解，「強人政治」在世界大國之間再度流行。各國野心勃勃，虎視眈眈，希冀在舊秩序的廢墟上尋找一切機會，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區域秩序乃至國際秩序，而俄羅斯總統普京便是其中一個「強人」。
這篇原題為〈烏克蘭戰爭與世界秩序重建？〉的文章指出，俄羅斯多年來一直拉攏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東部地區。這一次，普京把目光擴大到整個烏克蘭，在未來誕生一個「小蘇聯」也不是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與北約東擴在戰略上對俄羅斯步步緊迫，有必然的關係。
北約東擴威脅俄國 天真政客引狼入室
鄭永年認為，美國與西方對普京和俄羅斯民族不理解甚至妖魔化，而北約製造的是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極度不安全。
他指出，1998年5月2日，美國參議院正式批准了北約擴張計劃，曾任美國駐蘇聯大使的資深外交家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便認為是一場新冷戰的開端，「北約一旦擴張，俄羅斯將會逐步做出對美國相當不利的反應。我認為北約擴張是個可悲的錯誤，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這種擴張會讓我國的制憲元勳們九泉之下不得安寧」。
今天發生的一切，正是凱南所預見的。
不過，鄭永年指出，烏克蘭今天的局面，不僅是美國（北約）和俄羅斯兩大勢力互動的結果，烏克蘭本身也扮演了一個角色，甚至是關鍵角色。「歷史上，無論是帝國時代還是主權國家時代，小國必須在大國之間的夾縫中生存，因此必須擁有具有高超政治算計能力的政治家和高超的外交才能。但所有這一切離今天的烏克蘭實在太遙遠了」。
鄭永年的理由如下：
第一，天真的政治人物幻想依靠美國和北約的力量以求得自己的安全。獨立以來，烏克蘭的不安全感是確實的，但烏克蘭的安全感只能在俄羅斯和北約之間來實現。烏克蘭領導人沒有這樣做，相反他們想通過「引狼入室」的方式來求得安全。
問題是，一旦烏克蘭「引狼入室」，俄羅斯便感到不安全了，烏克蘭必然成為「引狼入室」的犧牲品。
第二，知識分子的烏托邦化。冷戰結束之後，很多知識分子幻想用一些世俗價值觀，例如「民主」、「自由」和「人權」來構建「新民族」，並且在這個過程之中往往妖魔化原來自己所屬的民族。烏克蘭的知識分子亦然。他們幻想只要和自己具有同樣價值觀的西方站在一起，他們就有了安全感。但現實是殘酷的，這種道德勇氣很難轉化成為現實。
外交關係生死存亡 民粹主義招來災難
第三，精明政治家的消失。對小國來說，外交是生死問題，不是兒戲。但在民粹主義時代，愈來愈多的「政治局外人」登上政治舞台，執掌最高權力。這些人往往既無內政治理能力，更缺失國家所需要的在夾縫中生存的高超外交能力。除了挾持老百姓的能力，他們一無所長，結果往往把國家帶向災難。
鄭永年指出，烏克蘭危機只是舊國際秩序解體的表象之一。北約和俄羅斯你來我往的行動模式，正好反映出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各國的行動邏輯，而它們的行動在效果上又反過來加劇了舊國際秩序的崩壞和新國際秩序的形成。
他認為，1991年蘇聯解體的那一刻，既意味着建立在冷戰兩極格局基礎之上的世界秩序瓦解，也意味着新秩序種子的萌芽。即是說，舊冷戰秩序解體，表面上看是西方秩序的全面勝利，但實際上就在那一刻起開始孕育新的國際秩序了。
國際秩序揭開新頁 強權難阻中國崛起
新國際秩序是沿着兩條歷史主線展開的：
第一條主線是「北約東擴」對俄羅斯戰略空間的極度擠壓，以及由此而來的俄羅斯的極度不安全感。北約是冷戰的產物，但冷戰結束後，北約並沒有隨着其對手華沙公約集團的解散而消亡，反而繼續擴大。
「對普京來說，北約東擴與西方領導人在東西德統一時對俄作出的允諾背道而馳，是對俄羅斯歷史性的背叛。」鄭永年指出，人們往往認為，普京所說的這個允諾並沒有載入官方文件中，這場爭議遂成為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歷史公案。但即使載入了官方文件也不會對大國行為構成任何有效的制約，因為世界秩序的本質是國際關係學者所說的「無政府狀態」。
北約在1999年第一次東擴，並在2004年吸納波羅的海三國，即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加上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2003年）和烏克蘭的「橙色革命」（2004年）都以政權更替的形式告終，親西方的領導人上台後就不遺餘力地要求加入北約和歐盟，不斷激化與俄羅斯的矛盾，終於引發了2008年的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戰爭。
鄭永年指出，2021年底，北約重申了2008年確定烏克蘭最終加入北約的方針，這無疑再次勾起了俄羅斯人基於恐懼感和空間壓迫感的怒火。對俄羅斯來說，烏克蘭比格魯吉亞重要得多，這不僅是因為烏克蘭人多地廣，更源於俄羅斯人對烏克蘭難以割捨的民族情感。烏克蘭首都基輔是歷史上第一個俄羅斯民族國家的誕生地，文學家果戈里、政治家托洛茨基和勃列日涅夫等人都出生在烏克蘭。
他認為，「只要對俄羅斯歷史有所了解，只要對俄羅斯今天所面臨的極度不安全有所了解，人們便不會對普京的烏克蘭戰爭感到任何驚訝，驚訝的只是普京高超的手腕和精明的政治算計」。
第二條主線是中國的崛起和美國對中國的防範。「蘇聯的解體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霸權，以北約的名義侵入往日蘇聯的地盤，只是美國的一條戰線，美國的另一條更為重要的戰線是在亞洲應對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
鄭永年指出，2001年小布殊政府剛執政，就形成了新保守主義對華政策。新保守主義主要是想通過建立亞洲的「小北約」來圍堵中國。只是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暫時放棄了這個策略，把精力放到了反恐戰爭。
奧巴馬則是冷戰後將美國戰略關注點東移到中國的首任總統，其「重返亞洲」戰略的目標，主要是維護太平洋安全和穩定。「重返亞洲」的經濟支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是一個排除中國在外的「貿易投資俱樂部」，但最終由於特朗普政府退出而失敗。
特朗普政府改變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論調，宣布放棄長期對華接觸政策，取而代之是中美競爭；戰略上「印太」取代了「亞太」，主要政策支點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
特朗普直接開始了對華貿易戰。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直接鎖定了企業和技術，運用制裁、金融脫鈎、投資審查、技術禁運、外交抵制等一系列手段，打壓中國科技企業和技術進步。
鄭永年認為，現任拜登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戰略在「人權」和「軍事化印太」的目標上高度相似，科技和產業鏈成為拜登對華戰略的關注要點。
他指出，拜登和特朗普政府在中國問題上，思路非常類似，並且成為「特朗普對華政策的細化者和忠實的執行者」。換言之，美國今天的對華政策已經超越經濟領域，轉向聚焦於所謂的「中國帶來的外交戰略和地緣政治威脅」。
在行動上，美國構建各式各樣的同盟，包括美英澳三國核心聯盟、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和「五眼聯盟」等。所有這些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針對中國，尤其是阻礙中國的國家統一。圍繞南海問題和台灣問題，亞洲的軍事化正在加速進行。愈來愈多的戰略家擔憂，亞洲會不會成為新一次世界大戰的「火藥桶」。
然而，現在普京用一場全面的烏克蘭戰爭震驚了歐洲，震驚了美國，震驚了全世界。美國出兵烏克蘭加入這場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國真正認識到自己的戰略判斷失誤，意識到普京和俄羅斯依然不可小看。這將大大延緩美國的戰略精力從歐洲轉移到印太地區的步伐」。
鄭永年預測，接下來，普京還有15至20年時間爭取進一步組建和完善一個「小蘇聯」。對美國人來說，這些年來「中國是美國頭號威脅」的論斷已成疑問。中國只要不犯顛覆性的戰略錯誤，現代化進程不但不會被美國中斷，還可以在新世界秩序構建過程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