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開始，市民談論最多的，一是Omicron疫情進入社區，政府收緊防疫措施；二是有不少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出席的一個生日派對，後來發現出席者中有兩人確診新冠病毒，事件引起社會熱議。
人大代表生日 高官議員不缺席？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近日在《明報》撰文認為，上述兩件事，表面看並沒有關連，但如果疫情沒有加劇，生日派對不會有確診者，公眾不會知道這個生日派對；又如果生日派對沒有高官和立法會議員出席，也沒有出現與防疫有關的涉嫌違法行為，就算生日派對嘉賓中有確診者，相信亦不會引起社會關注。
他指出，特首曾明言，不會讓事件不了了之，現在要看公布的懲治是否符合公眾期望，因為關係到政府的誠信和問責。若然把上述兩件事結合一起看，也可看到近年社會出現的一些值得深思的轉變。
周永新的觀察有以下幾點：
第一，對於上述的生日派對，市民擔心的，是香港昔日的「畀面」和「奉承」文化，似乎有捲土重來之勢。市民不明白的是，一位有人大代表身份和幾間公司董事名銜的人物，為什麼舉行生日派對竟可得到多名問責官員、部門首長及20名立法會議員到賀？
有人指出，這位舉行生日派對的人士，是去年產生的1400多名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一位，而選舉委員會負責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一些當選的立法會議員藉機道賀，也可算是符合華人社會的「謝票」選舉文化。但選委有1400 多人之多，怎可有選委生日便去「謝票」？
市民也不明白，高官為什麼要出席這樣人來人往、只為打個招呼的宴會？官員不出席就是不「畀面」嗎？周永新希望今次生日派對引起的關注，能夠令似乎有復甦迹象的「畀面」和「奉承」文化，從此銷聲匿迹。
政府防疫規則 官員豈能有例外？
他進一步指出，從生日派對事件還可看到的是，市民對官員的行為是有要求的：當疫情嚴峻的時候，官員怎可不以身作則，避免人群聚集？負責防疫抗疫工作的官員，不是苦口婆心呼籲市民不可鬆懈防疫的嗎？連跨家庭聚會亦應盡量減少，官員怎應出席200多人的生日派對？至於官員進入處所有否掃「安心出行」，以及飲食之外有否戴口罩，市民都期望政府有所交代。
第二，兩年前，新冠病毒開始傳入香港，港人汲取了2003年沙士（SARS）的教訓，知道防疫的有效方法是出外時戴口罩、勤洗手，但那時口罩供應異常短缺，隨後兩、三個月更出現搶購口罩潮，市民要各出其謀從世界各地覓來口罩，以防病毒蔓延。當時，社會出現了兩個現象：
一是事件引發市民的互助──大大小小不同組織和團體，紛紛發起關注社會弱勢社群的行動，一旦購得口罩，除保留部分自用外，更分發給有需要的市民，例如獨居長者。這種關注弱者的行動，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口罩供應充足才停止。港人這種關懷行動，並不是因為這次疫情才開始，而是港人經歷過無數次危難培養起來的。
港人團結互助 唯公正守法可達
猶記回歸前，因香港的政治前途未明，有些港人移民走了，留下來的發覺若不加倍努力，香港難有自己的未來。就是在這種情况下，港人的互助和關懷逐漸建立起來，也促發了公民社會發展。回看今天情况，大環境出現急遽變化，港人願意看到「畀面」和「奉承」文化死灰復燃？還是再一次奮發圖強，重新建立富有時代意義的「獅子山精神」？
二是疫情開始時，香港的地區網絡仍相當完整，那時不同政黨的地區辦事處及區議會所保持下來的聯繫，成為地區層面中，政府與居民的有效溝通橋樑。不過來到今天，隨着約2/3區議員離職後，區議會的功能就算未完全消失，作用亦大打折扣。
試看政府近日推出的防疫抗疫措施，屢屢引起市民反彈，例如安排屯門、深水埗、葵涌等區居民檢測，見到政府在做決定時，並未能得到市民意見作參考，也未能與受影響居民作有效溝通，箇中原因，就是缺乏區議員作為中介。區議會的存廢問題，特首認為應留待下屆政府做決定，但這樣一來，街坊可透過什麼渠道表達意見？
第三，上述生日派對所以引起社會關注，因其中可能涉及違法行為，而市民的憤懣，皆因相信政府限制人群聚集的規定，一旦實行，市民必須遵守，誰都不能例外，立法會議員不能例外，官員更不能例外；唯有這樣，才是市民期望的公平和公正，才能符合港人珍惜的法治精神。
周永新指出，香港近一兩年發生的變化，確令不少港人擔心，昔日在內地流行的「官場文化」可能在港出現，以至講求「關係」的政治操作和行為，逐漸在香港官場成為時尚。其實，市民對生日派事件牽涉的涉嫌違法行為反應這麼大，就是不想看到「畀面」和「奉承」文化，重新在港出現。
因此，香港必須發展一套適合國情和港情的民主之路，在民主政制發展的轉變過程中，港人對公平和公正的堅持，仍應得到充分重視，絕對不可放棄，這才是重回正軌的正確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