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江宜樺：「沒有人欠我什麼」

2014年是亞洲的多事之秋，一整年驚濤拍岸，至今多多少少沉澱了幾分歷史的智慧。然而，大江東去，往往淘盡幾許風流，幾多人物突然聲名鵲起，又有幾許人物黯然退出舞台。歷史洪流，每每使人歎息。

 台灣前行政院長江宜樺90年代初從耶魯大學畢業返台，在大學教授政治學近二十載，先後做過台大社科院副院長、副教務長等要職。在學校，他深受學生愛戴，屢獲台大傑出教師獎。學術上，他專研西方政治思想史，關注自由民主體制發展，《自由民主的理路》可謂其代表作。真正踏足政界，要算到2008年，他出任中華民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開始。

往後的日子，他拾級而上，內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再到行政院長的位置。太陽花運動期間，學生佔領行政院本部，江宜樺下令警方驅離學生，導致多名學生受傷。一夜之間，江宜樺由從前受人敬重的台大政治哲學教授，淪為千夫所指的「獨裁者」（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語），他卻始終堅持行政中樞不能被外力破壞。

2014年11月29日，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國民黨大敗。江宜樺為此負責，宣布辭職。甫下台，台大政治系校友便在 facebook 發起「反對江宜樺先生回台大政治學系任教」聯署，聲明「大學不該像垃圾場，成為專收失意政客的場所」。如此，江宜樺短時間內恐難返回台灣政、學兩界，最終，他飄洋過海，到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和史丹福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研究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政治發展，以及兩岸政治論述。

今年夏天，江宜樺來到香港，本社記者抓緊機會跟他會面訪問，一探這位台灣風雲人物此後的去向以及輾轉的心路歷程。

走廊傳來一陣腳步聲，步入會議室的是一張慈祥而精神的臉容，觀其神態，已無從政時的憔悴，一舉手、一投足卻多了幾分閒適。他緩緩提起咖啡杯，淺呷一口，悠然笑道：「大概不會重返政壇了。」他憶述，從政生活就是辛苦，24小時都在忙公務，度過7年的從政歲月，他還是覺得寫寫書、講講課是自己最喜歡的生活。

也許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喜好，然而身為社會精英，外界一般期望他們有更大的社會責任，不希望他們「不務正業」。江宜樺認為，老師的本質是保持學術上的中立，傳授知識時決不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加諸學生；但同時作為一個國家公民，他亦有權利參與遊行和社會抗命運動。

學者無不有自己的觀點主張，江宜樺也不例外。他所主張的，是儒家憲政。我們聽到儒家，會想起保守、傳統、古舊，但江宜樺相信，儒家是我們的根。他把上身微微靠前，認真道：「只要你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儒家的一些價值觀，在某些政治人物之間或跟人民的互動上，隱隱約約仍看得到。」翻看華人社會的新聞，不難發現，我們還是會期待政治人物會像照顧自己的子民一樣去照顧老百姓。江宜樺說，這些就是中國政治傳統中經常強調的「視民如傷」，是一個父母官的概念。

「如果老百姓遇到什麼意外，像地震、大樓失火，大家一定會說，行政長官現在在哪？甚至會期待行政院長、內政部長到醫院探視，或是送慰問金、照顧死傷者的後代等。」求學時期，江宜樺曾居住美國數年，熟悉當地文化，他指西方社會並不會有這種期待；相對的，他們會用制度去處理。「為什麼我們會對行政長官有這樣的期待呢？正是因為我們深受儒家的理想影響。」

理想向來悅耳吸引，但卻往往脫離現實、不着邊際。儒家在中國制度上的體現，從來不能與王朝分開，推舉孝廉的禪讓文化與今日的選舉文化亦是彼此相背的概念。然而，江宜樺卻認為，民主加儒家還是有可能的。他期望行政首長與立法部門互動時，能展現為天下、為國家的精神，國會亦能制定一套行為規範；政黨競爭時，亦能展現君子之風的儒者氣度，最後形成一個知所節制的政治形態。

今日台灣，有儒家的文化底蘊，也有民主的選舉制度，但與一個有節制的儒家憲政，恐怕仍有段距離。至少，於現今台灣政壇中能展現君子氣度的人物，可謂少之又少。縱然外界對這位前行政院長褒貶不一，仍有不少人為江宜樺成了馬英九的代罪羔羊感到忿忿不平。他卻面帶感恩地說：「我確實是沒有馬英九欠我的感覺。」報酬待遇不是他所重視的，他最初選擇學術作為自己的志業，重視的是相對穩定，而擁有較多自由時間的工作環境。

在台灣，一個院長級公務員的月薪大概是300,000新台幣（約為72,400港元），較其他國家低。江宜樺形容，自己從不看工作酬勞多寡，也不考慮退休金等因素：「我本來便沒有這個想法，也就沒有這個期待。」今日他重新拾起學者的身分，樂得兩袖清風。「我退下來回到學術界，是憑自己的教書本能、多年知識的累積，由一個公務人員變成教學人員，沒有人欠我什麼。」

七年的政治生涯，江宜樺登上了很多學者一生都未必有機會踏足的舞台，突破紙上談兵的時事評論，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沉思道：「對於馬總統，我一直很感謝他，給我在這幾年中歷練了好幾個職務。這對一個學者來說，雖不是千載難逢，但也是要珍惜的，是一個對政治現實的體會。」獲得別人的信任，這七年間，他不管在任何職位，都會盡力做好屬於自己的工作；但當選舉結果反映人民對現屆政府不滿，他亦認為要負起政治責任。「政治責任就是一種清算，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是有這樣的認識的。做了這個決定，兩袖清風的走了，我沒有什麼遺憾，後面的事情就交給我的繼任者煩惱好了。」

台灣的煩惱，是如何於中國和美國兩塊大陸之間的狹縫中安身立命，既要保持自主，也要經濟增長。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所質疑的正是國民黨的兩岸政策。身為旅美學者，江宜樺指出，美國對台灣的關心，只停留於保持台海關係穩定不變。他摸摸耳朵說：「美國不會管台灣的不動產改革或是醫療保健改革，因為這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至於對中國，他坦白說，當局當然知道跟大陸交往有一定風險，但大勢所趨，這並非只是不跟中國做買賣的問題。

面對這樣一個風險，江宜樺提倡的儒家憲政，或許能起一點效用。而他確切相信，儒家文化能在兩岸關係上發揮作用：「兩岸皆是華人社會，都受儒家思想影響，有共同的語言，或許50年前，大陸在批林批孔的文革中掃掉不少儒家文化，但至少現在還會體現在人的感情、家庭倫理關係及祭祀儀式上，這些就是共同的語境，是跟其他國家不同的。」跟諸侯國打交道時，孟子說要以王道為根本，不應動輒言利，江宜樺相信，若兩岸對此有共識，便能促進雙方共同發展。「中台兩地的價值觀比較接近，便比較容易在政治、經濟或是交易上達成共識，這與跟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方式是不相同的。」

儒家憲政能否制度化，或會成為本世紀政治學的重要研究命題，而最重要的，莫過於有一股政治力量將它變成政治現實。年僅55歲的江教授，經過政治現場的洗練，沉澱過後重返大學，若能在這個命題上繼續鑽研，或許真能掀起華人社會的新思潮，在另一個天地再起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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