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世界目前面對的五大危機與問題〉
危機四：新冠病毒──人類與自然的不和諧相處
新冠病毒本質上是人類希望主宰地球的貪婪和恣意妄為所導致的，60%以上的全球傳染病本質上都是人畜共患。 我從去年開始到現在一直強調，新冠病毒最大的可能性來自人畜共患，而不是實驗室。我以前這麼看，今天還是這麼看。
消耗型社會：我們處在消耗型的社會裏，每天消耗大量不需要的物品，全球材料的使用量翻了兩番，每年消耗量超過1000億噸，回收卻逐漸下降。COVID-19對經濟造成了大規模破壞，卻因為人類活動的暫停而減少了碳排放量。但即便2020年全球經濟停滯，碳排放量也只減少了5%，而我們需要每年減少7.6%碳排放才能將地球升溫限制在1.5度以內。如果繼續不加節制，到本世紀末，全球溫度上升4度，這是非常危險的。
根據世界資源協會（WRI）的研究，過去10年全球森林覆蓋減少的26%是由7種農產品造成的：牛、油棕、大豆、可哥、橡膠、咖啡和木纖維。如果損失的森林面積換成國土，差不多是德國的兩倍。根據這項研究，2020年全球原始熱帶雨林減少了4.2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荷蘭的國土面積。損失森林面積最大的是巴西，其次是剛果。
綠色經濟革命：美國科學家卡爾・薩根（Carl Eduard Sagan）早在1973年就指出：「人類對自然的摧毀是人類沙文主義，是人類對自己的自戀。」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維克多・斯滕格爾（Victor Stenger）在上世紀末就說過，「我們必須擺脫人類對自然的沙文主義，以及依賴碳的碳沙文主義。」
當然這個觀點不是每個人都贊同。有兩位年輕的女孩，在氣候變暖的爭論中就持完全不同的觀念。一位是瑞典的格蕾塔・通貝里因（Greta Thunberg），她認為氣候變化迫在眉睫，並成為全球環保運動的年輕領袖。另外一位是德國的娜奧米・賽比特（Naomi Sabit），她認為所有氣候變暖的研究都沒有科學證據，是對科學本身的侮辱。
因此，在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上，我們當然需要進行更多的辯論，但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企業家的行動力。彭博（Bloomberg L.P.）去年公布的全球綠色億萬富豪榜（The Climate Billionaires），前5名中，除了特斯拉（Tesla）的馬斯克（Elon Mask）之外，其他全部都是中國企業家。在綠色經濟革命中，中國企業家正承擔起巨大的社會責任，改變過去的發展模式，推動綠色經濟，引發全球矚目。
早在1989年，美國《時代周刊》第一次以星球而非個人作為年度封面。本人受此啟發，從1989年開始，花費近兩年時間在中國內地深度調研和採訪，於1991年出版了《憤怒的地球》，距今已有30年，可是我們對自然的保護與剝削狀況仍然沒有改變。
在災難來臨之前，我們到底能不能喚醒人類自己並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牛津大學教授、經濟學家拉沃斯（Kate Raworth）在《甜甜圈經濟學》（Doughnut Economics）一書中特別提到，人類如何平衡內部社會與外部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是極其重要的。
問題四：如何在環境、社會和經濟發展當中保持平衡？
今年開始，從河南鄭州突如其來的暴雨，到德國和歐洲各地的暴雨和洪災，到美國的「歷史性」暴雨，再到美國西北西雅圖及加拿大西部的夏日高溫，打破了當地70年的高溫記錄，全球面對的自然危機已經開始影響了人類的未來，我們必須倡導綠色新政以應對氣候變化。
綠色新政需要考慮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在綠色產業中尋找GDP發展的新重心。而綠色技術也成為中美競爭和合作的新戰場，中國在太陽能等清潔能源領域的全球供應鏈中佔據主導地位，但美國的脫鈎政策和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受到損害的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利益，而且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生態平衡。
危機五：中美衝突──大國政治的悲劇
美國戰略大調整：美國從阿富汗撤退是美國戰略的大調整，很多人，特別是內地一些朋友說，很高興從美國的大撤退中看到美國的大衰退。但不要忘記，美國在阿富汗的大撤退，意味着將重心全部對準中國。美國在40多年前從西貢慘淡撤退，卻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贏得對蘇聯冷戰的勝利。隨着美國士兵也從伊拉克基本完成撤出，美國在海外已卸下過去20年在兩場戰爭中的負擔。
拜登上台後成功拉攏盟友，形成了對中國的「三四五」包圍圈。「三」是奧庫斯（AUKUS）聯盟，成員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四」是四國同盟，成員包括美國、印度、日本、澳大利亞；「五」是五眼聯盟（Five Eyes Alliance，FVEY），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另外，美國也推出了一帶一路的美國版本──「重返更好世界倡議」（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計劃），還強力打造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即從各方面加強與台灣的官方聯繫，並在全球範圍內為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發聲。
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的則是，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發動了與中國徹底大脫鈎的行動，美國正在制定的《創新與競爭法案》（USICA）就是從各個方面制止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超越美國。其中《晶片製造法》撥款2500億美元，這一法案規定未來5年內，美國將動用520億扶持半導體行業，建造7到10家半導體工廠。
《無限前沿法》則在未來5年新增1900億研發資金，僅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就獲得了其中1/3的撥款，並組建「技術及創新局」，研究十大新科技前沿領域，包括AI、5G、生物技術、先進材料等。除此之外，還有《戰略競爭法》、《保衛美國安全法》和《面對中國挑戰法》等等。
美國還在關鍵技術領域與中國實行精準脫鈎，在未來5年內，美國政府每年提供1500萬美元幫助美國公司將供應鏈遷移出中國。昨天美國又公布了新的中國企業黑名單，到目前為止，中國有80多家企業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黑名單，所以中國現在面對着一個新的發展困境。
中國的困境：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中國一直在同資本主義共存和西方世界友好的框架裏發展經濟、擴大影響力。 如今的中國必須面對國際局勢的大震蕩，地緣政治的天平開始發生新的傾斜並衝擊和平發展的外部大環境。此外，過去40年的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擁有巨大的人口紅利，但世界銀行預測中國2029年人口將開始負增長。在1979年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後，如今工作力已由「紅利」變成了影響中國發展的負面因素。
由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和北京大學合作的研究報告《中國2049》預測，中國將在2030年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同時也指出被計劃生育政策壓制的生育率造成新的適齡勞動人口不足，就算現在放開生育限制，實際效果有限。的確，在經濟發展水準提高和生活壓力增大的情況下，年輕人並不願意多生孩子。未來10年是中國經濟試圖趕上美國的時間視窗，恰恰也是中國人口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時刻。
不可避免的競爭：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早年著有《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今年他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了《 不可避免的競爭──美中關係和大國的政治悲劇》（The Inevitable Rivalry –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米爾斯海默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認為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中美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美國過去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是失敗的，美國一度懷抱理想主義希望改造中國，最終培養出了與自己競爭的對手。在他看來，中國只不過是模仿當年美國支配和控制其「後院」拉丁美洲的做法，而美國則會試圖阻止中國在亞洲確立其地區霸主地位。但中國現在別無選擇必須最大限度地獲取世界權利，其結果就是中美之間產生危險和激烈的競爭。
問題五：重置中美關係是全球和平與發展的關鍵？
在特朗普2017年上台之後，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整個觀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美兩國關係已走上不歸路，從當年以接觸和合作為主調，演變為今天以競爭與對抗為主調，對此不管誰是白宮的主人，大家對未來中美關係的走勢都不必抱太大的幻想。中美關係進入了如何重置的關鍵時期，其結果將會決定全球和平發展的未來。
中美關係重置的核心要素是競爭對抗與持久共存如何平衡，而最終的勝負取決於誰能進行更為徹底的自我革命。 在剛剛發表的第三個黨的歷史決議裏，我注意到特別強調黨的百年歷史就是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歷史。
拜登總統多次提到，當年他回答中國領導人關於如何描述美國這個國家時所做出的回答，「一切皆有可能」。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上也談到，「一個自信的國家能夠認真審視自己的缺點，並不斷尋求改進。這就是美國的秘密武器。」
「自我革命」式的新思維，在重置中美關係未來的關鍵時刻同樣極為重要。
大動蕩或大變革：世界再平衡
大動盪還是大變革的關鍵是世界能否實現再平衡。我們必須尋求自我革命，創造新的平衡。如果成功，我們就會進入全新的變革時代。處於失衡和失序的時代，世界要聚焦於社會再平衡、發展再平衡、生態再平衡、競爭再平衡及民主再平衡。不要介意何種治理模式，而在於什麼治理模式更有助於實現更加平等的社會和確保個人的自由。
民主的衰落、榜樣的缺失、功能失調的管治、缺乏制衡的力量、不同聲音的消失，這意味着多元世界的消失。一個恐怖的世界不只是由「基地」、「伊斯蘭國」這樣的極端組織的恐怖活動造成的，更是各式各樣極端思想的惡果。但今時今日，極端思想不是無處不在嗎？
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解釋了為何大自然中動物之間可以保持平衡，人類社會不同族群間的競爭和國家疆土的變化，以至於某一特定的制度和某一領域的創新為何在全球會有更大的影響力。但不幸的是，哈耶克所說的從「自發秩序」到自發形成的群體效應，卻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群體選擇變惡的元兇，這沒有比社交媒體世界的「同溫層」更為明顯的了。我們目睹群體選擇正導致愈來愈多惡果，這也是恐怖組織擴張和暴力極端行為瘟疫般地蔓延全球的緣由。
如果我們不以寬容對待與我們不同立場、不同看法、不同認知、甚至不同生活方式的人，這隻會造成世界陷入更大的災難。但是，如果我們以寬容對待不寬容，寬容最終就會被不寬容所扼殺。
加拿大著名管理學家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在《社會再平衡》中說過，「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經嚴重失衡並且我們需要根本的革新。人們必須行動起來。不是他們，是你和我，各自地而又一起行動。」
美國著名的自由派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疫情後表示：「這場流行病應該震醒人們理解真正的國際化的價值，認識到需要治癒新自由主義瘟疫下的病態社會，然後進行更激進的重建，才能解決當代混亂的根源。」
美國心理學家艾力遜（Erik Erikson）說：「沒有相互依存的生活就沒有任何意義。我們需要彼此，我們愈早了解這點對我們大家就愈好。」
如何休戚與共、相互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實現世界的再平衡，我們需要打破學習的障礙。首先要打破傲慢與偏見，應將他人視為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衝破過去的經驗與封閉的心態，無論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切忌自負與自戀，避免自卑與自閉，擺脫枯燥與失焦。
讓我們睜開眼睛，敞開胸懷，在這個失衡和失序的時代，以我們的行動力量讓我們的星球不再失衡。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避免陷入動蕩不安的深淵，凝聚變革的力量，讓21世紀的第三個10年成為「變革的10年」，而非陸克文所說的「危險的10年」。
〈一個失衡和失序的年代：大動蕩還是大變革？〉三之三
原刊於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微信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