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弘毅、張炳良對談:觀察香港法政優劣 不可困於社運視角

陳弘毅教授認為,香港的法治教育相對中國內地及西方國家,仍然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導致學生對香港的法律制度認知不足;張炳良則認為,法治教育的不足源於我們的法律制度長期被神話化。

「學與教博覽2021」12月8日起一連三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團結香港基金及香港地方志中心在場展示如何以創新科技推廣歷史教育,其中一場講座邀請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與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探討如何普及法治及管治知識。

張炳良:學會知所行止、因勢利導

對於如何理解「管治」一詞背後的意義,張炳良教授認為,歷史是理解管治優劣時重要的參考材料。因為制度是隨歷史推進而演變的(path dependence),了解過去政經制度背後的邏輯、DNA,才能了解現有制度的來源、評論其優劣。就像《資治通鑑》書名之意,便是「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因此編修香港地方志對於我們改善政治制度有重要作用。

了解這個特性後,他指出:「當人們拉長歷史時間來看某件事,就會有不同的感受。以我中學學習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為例,當下那個時代的人既感受不到未來的希望,又充滿了怨恨。但200多年後,以歐洲、世界或者共和政制歷史的角度看,又會有不同的感受與新的知識養分。」

所以,這反映歷史、管治模式是活的,不是死的,他呼籲市民、學生考慮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否優良時,必須全面考慮背後的淵源、行事方法、觀念與當政者的素質,而不是狹隘地從政府如何對待社會運動、選舉制度等等來判斷。例如,今人看到麥理浩的公共房屋政策的好處,但回顧當時也是有許多收地的爭議;而近年備受爭議的行政主導體制,他認為當年中央政府希望採取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來管治回歸後的香港,並不能單憑一句「不民主」便概括論定。

另外,許多國際媒體上的文章、機構也與港人對香港的印象不同。自2019年的社會事件以來,除了能否包容多元聲音及政府問責程度評分較低,外國某些對於香港政府的效能及監察素質的評分仍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CED)相關國家的平均分,甚至高於擁有民選國會的新加坡。

張教授認為,港人較少留意這方面的評價,應該學會抽離社會運動的情緒思考香港的社會制度。他寄語港人要「走出老黃曆,但也不要矯枉過正。香港要達到政通人和,必須知所行止、因勢利導。」

張炳良教授呼籲,考慮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否優良時,必須全面考慮背後的淵源、行事方法、觀念與當政者的素質。(節目直播截圖)
張炳良教授呼籲,考慮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否優良時,必須全面考慮背後的淵源、行事方法、觀念與當政者的素質。(節目直播截圖)

陳弘毅:釐清法治概念  方解中港關係

陳弘毅教授認為,香港的法治教育相對中國內地及西方國家,仍然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導致學生對香港的法律制度認知不足。他直言,由於社會運動愈演愈烈,2020年以來,政府比較着重推廣《憲法》、《基本法》、《港區國安法》,但這些只是法律制度其中一環,學生對於商法、刑法、民法等等制度都不熟識,思考香港法律制度優劣時容易以偏概全。

例如,單以社會運動相關的案例及警察拘捕的標準就斷定香港的法治惡化,陳教授指出,《公安條例》的內容從未改變,只是由於許多未經批准集結最終演變成暴力事件,令到警察拘捕及法庭判刑的標準更加嚴格及嚴厲。他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應該加強這方面的內容,尤其是從日常可能會接觸到的法律問題開始教導學生。

再者,《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不僅僅是一套法律條文,背後蘊含許多刑事相關法律知識,甚至政治及時事知識。例如,「國家」、「公民」、「領土」這些都是背後的法律元素,如果學生無法弄清它們彼此之間的分別,很容易推論錯誤。

又比如,港人常常批評港府不夠民主,法治也一同惡化。但陳教授反指,英國直到20世紀才出現現代民選國會的雛形,但早於19世紀約翰・洛克(John Locke)、戴雪(A. V. Dicey)等人已開始討論法治(Rule of Law)概念,難道那不算嗎?

他重申,法治沒有一套絕對的標準,不同國家對自由的界限與保障重點均有不同,一些着重財產自由,一些則是政治自由,最重要的是法律執行過程是可以預測的(predictable)、透明的(transparent),當中的內容則視乎社會共同承認什麼生活、道德規範,以促進社會共同成員的利益。「即使經過2019年的社會事件,外國機構如World Justice Project仍然評估香港的法治位列全球20大以內,代表香港的法治仍是不錯的。如香港的審訊過程、判案理由仍是公開的。」

陳弘毅教授認為,香港教育制度忽視了法治教育的重要。(節目直播截圖)
陳弘毅教授認為,香港教育制度忽視了法治教育的重要。(節目直播截圖)

良政善治  應重成果

香港經歷選舉制度改革後,政府多次說明香港會回到良政善治的格局,學生又該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張炳良認為,從系統論角度看,香港人過於重視「輸入」(input)而不是「產出」(output),即過於重視議會的組成方式、政府有沒有足夠的監督,但忽略了最終能否落實一些惠民政策、政府有沒有能力管治。新冠疫情正好反映了,不管獨裁還是民主政府,都有可能有管治失誤的時候,導致死亡率急升。

而這也只是理想的模型,就像不存在「完美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的經濟體,也不存在一個完全達到良政善治的政治實體。他認為,市民應該以一個光譜的形式,而不是非黑即白去看待政治管治。至於如何量度市民有多積極參與一個選舉,更不可能單以投票率觀察,反而應觀察未來的立法會能否有效代表不同市民的聲音更重要。「以前建制派可以藉口泛民主派阻撓而導致施政不達,現在籠統地說,建制派是立法會主體,他們如何推動政策、配合政府施政?」

張炳良教授認為,從系統論角度看,香港人過於重視政治輸入而不是產出。(亞新社)
張炳良教授認為,從系統論角度看,香港人過於重視政治輸入而不是產出。(亞新社)

香港法治長期被神話化

張炳良又認為,香港長期的中小學法治教育都不足夠。因為法律制度長期被神話化,「法治是我們不認識的,要交給律師處理。」再者,香港以前的教育因為國共爭奪話語權等原因,直到90年代以前都不容許談論政治,因此直到現在都沒有充足的資源。加上《國安法》案例甚少,老師教學難免感到迷惘,只能以「dos and don’ts,但不全面」。

他建議教師參考外國相關國家安全法律的實施過程及背後理念,以比較教學來增加自己的知識,目光不要侷限於2019年的社會事件。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