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年以來,深圳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里程碑與標誌性城市。華為、騰訊、平安、比亞迪等中國知名企業均在此落地深耕,深圳的GDP超過2.7萬億人民幣(約4200億美元),如果與某個國家比,深圳城市GDP僅次於挪威,可排在世界第31位。
深圳已然從一個樸素的小漁村,成功蛻變成為了中國乃至世界領先的科技中心。如今,不少世界各地區和城市都希望借鑒並複製深圳的發展經驗。
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躍升
深圳的故事經歷了幾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啟改革開放,深圳被指定為首批經濟特區之一。這意味着它可以嘗試新的發展方式,而不必嚴格參照國內其他地區的做法。在此期間,深圳成為了主要面向西方市場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基地。
由於深圳毗鄰香港,不少香港和其他海外華人的資金,為此類專案提供了足夠便利且資金充足的啟動平台。由香港和其他海外華人公司主導的工業活動讓不少深圳的本土企業,亦逐漸成長起來。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深圳除了在服裝、鞋類和玩具等行業保持持續增長的同時,其消費電子行業亦開始脫穎而出,並逐漸將業務邊界從美國拓寬至其他亞洲和西方國家。
這些企業被經濟特區的政策所吸引,而這些政策亦確保了深圳低成本的營商環境、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廉價工作力也從中國其他城市不斷湧入深圳。
在這一時期的深圳發展中,兩項政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深圳政府開始向房地產開發商出售(或長期租賃)土地,這是從香港學來的創收方法。通過這種方式,深圳積累了大量財政收入,並快速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中,例如城市交通與電信系統,而這成為了深圳工業化的重要推手。
積極尋求發展與重新置放
大約在2010年代的早期至中期,深圳由於人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其競爭力,於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中國其他地方或亞洲國家轉移。當地政府深刻意識到深圳亟需改變,開始為深圳的下一階段發展做起了準備。新階段發展的重點領域聚焦高科技產業,並成功取得了諸多科技上的進步和突破,其中許多專案亦是中國在該領域的首次嘗試。
隨之而來的,是大力推進工業發展園區的發展建設。深圳優良的營商環境和正在進行重塑的全球先進電子產品產業價值鏈,助推了新一輪的資本加持和對技術密集型製造業的投資浪潮。這使得深圳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尤其是在電子產業,走在了世界前列。不得不提的是,深圳原先打造的傳統電子製造產業基礎,亦為今日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國內外企業在深圳的大規模投資,大大推動了先進電子製造、物流和金融服務領域的本土創新。一個擁有先進電子產品供應鏈網路和由設計師、工程師、零部件供應商、製造商和測試商共同構成的生態系統的深圳應運而生。一個通過硬體賦能的快速反覆運算的環境應運而生。
其中,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手機產業。從2000年代初期的諾基亞、摩托羅拉和三星,到後來蘋果推出的智能手機,都選擇在深圳生產部分零件。在深圳,手機可以以低成本實現快捷的生產,且其產品與功能已被不斷反覆運算與改進。正是在這種環境下,華為、OPPO、Vivo(均是在深圳地區誕生的公司)都開始對新的手機產品不斷創新。
政府的策略引導與積極參與
在深圳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為許多特定領域的初創企業設立了政府引導基金。起初的重點是扶持與發展已經建立優勢的消費電子產品,此後其範圍又擴展到新能源、汽車和生物技術等多個領域。作為最早推出政府引導基金(包括公募資本的投資基金)的政府之一,深圳不僅推動了地方創新,也快速推動了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市場在深圳的發展。
如今,深圳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心。2020年,深圳出口總值高達1.7萬億元人民幣(2650億美元),連續20多年位居全國前列。深圳不僅是製造基地,也逐漸蓬勃發展成為顛覆性的技術創新和中心,並不斷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高附加值的部分發揮作用。
深圳,亦是一些國內外知名公司的所在地,它吸引了來自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才和投資。IBM、康柏、施樂、杜邦等一大批領先的外資跨國企業紛紛在深圳開展業務,他們為深圳帶來了更多的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而華為、騰訊、比亞迪、TCL、平安科技、大疆創新、商湯科技等本土龍頭企業也紛紛落戶於此。
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佔據着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其亦在中國的整體發展中也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正如2019年2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到的,深圳將與其他城市共同合作,推進科技的創新與發展,並在此過程中,充分利用其自身競爭優勢,發揮潛力。
例如,作為電池和汽車製造商的領先企業比亞迪,其總部位於深圳,但電池工廠位於惠州,而其在香港的實驗室中所實現的創新突破,往往在深圳落地,實現商業化。
什麼造就了深圳奇跡?
多種因素的推動成就了現在的深圳奇跡,使得深圳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首當其衝的一點是中國獨特的治理結構,深圳的迅速發展正是國家治理結構的微觀縮影。這種獨特的治理結構確保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標的一致性,從而使地方政府能夠最大程度地激發當地民營企業家的創新。
此外,中國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二元經濟結構,確保了國有企業對公共產品及服務發展的提供,如基礎設施的建設,通常不是為了狹義上的經濟回報,而是為了更廣泛的造福社會。而包括本土企業和外國企業在內的私營企業的成功,亦受益於此類業務的展開。
這種治理方式最初來源於由鄧小平在80年代初期領導下提出的中國的改革開放,計劃逐步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而中國在探索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平衡的同時,亦在探索政府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與企業自下而上的創業追求之間的平衡,二者同步進行並協調發展,從而確保其能適應中國不斷變化的環境。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種治理方法本質上極具包容性,因為它可以在適當的時機,接受並容納新思想的出現。因此,它亦與歷史上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一致,多種思想流派以有意義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深圳對中國治理的啟示
深圳也從多個方面為其發展提供了諸多支援。自1990年代以來,深圳建立了多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以支援高新技術產業的不斷發展壯大,並將通過公共和私人來源所籌措的資金,不斷投入發展中最需要的地方。
同時,深圳不斷深化人才引進戰略,完善人才儲備。從1984年成立人才交流服務中心,到2010年每年投入不少於10億元用以培育和引進高層次人才及團體,都是其人才戰略的一部分。此外,地方政府亦不斷激發民營企業活力和創造力,從而促進創新。
當然,深圳在其發展過程中亦遇到了諸多問題,如不斷上漲的房價和經濟發展能否保持高速等。但儘管如此,深圳已成為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紀實,以及在推動城市發展中,深圳政府在與企業合作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亦成為學習的典範。
深圳成功的故事值得其他國家與政府學習與借鑒,並根據各自的情況加以調整。展望未來,我們期待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亦為其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