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治港」的政策公布和實施後，不同品種的愛國主義應運而生，有猛然醒悟的「突發性愛國主義」、當愛國主義是表演藝術和炫耀性消費的conspicuous /performative patriotism和鸚鵡學舌式的「模擬式愛國主義」（imitative patriotism）；最少見的是對國家的政策和領導人的管治提出異議甚至質疑的「批判性愛國主義」（critical patriotism）。
中國孕育不了創意和創造力？
Critical patriots（批判愛國者）相信，愛國和呼籲、敦促國家改革不僅沒有牴觸，反而相輔相成。作家鮑德溫（James Baldwin）說，真正的愛國者會不時月旦當權者，這是他必須堅守的權利（A true patriot insists on the right to criticize his government perpetually）。
「愛之深，責之切」是中國人的傳統智慧，諂媚和逢迎不是待人之道，更非愛國之道。管教孩子，父母有時要展現出一種「嚴厲的愛」（tough love），例如對揮霍無度的兒女實施經濟封鎖。其實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愛何嘗不是「嚴厲的愛」，當國家的政策出現偏差，我們要做的不是它的賦能者和推動者（enabler），而是詰問者和懷疑者。
比方說，當政府出現控制狂（control freak）的傾向，便要告訴它，凡事都要管並管得巨細無遺，是要付出代價的。韓國的綜合經濟實力與經濟規模當然不如中國，但為何它的文化影響力和軟實力無遠弗屆？反觀中國的電影、電視劇和流行音樂，一離開了自己的疆土就像洩了氣的皮球彈不起來。這不是因為中國人的創意和創造力不及韓國人，而是神州大地門禁森嚴，往往孕育不了創意和創造力。
中國欠缺批判寫實主義
三年前橫掃全球票房與影展的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Parasite）與今日在網飛（Netflix）熱播、大受歡迎的反烏托邦韓劇《魷魚遊戲》（Squid Game）就像袋鼠、非洲象和食火鳥，是任你搜索枯腸也不會在中國找到的「動物品種」。原因很簡單，它們賣的東西在中國禁售，名為「批判性寫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
顧名思義，批判性寫實主義從批判的角度審視現實，用戲劇的手段呈現社會問題。以《上流寄生族》為例，影片描述的仇富嫌貧、經濟不公和流動性不足，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可是，它能夠直搗黃龍，不是因為題材的普遍性，而是處理題材的手法不落俗套。
商業電影以取悅大眾為己任，天生有濃厚的民粹主義傾向，因此總是將窮人塑造成仗義的屠狗輩，雖失敗但高貴，英文所謂noble failures。《上流寄生族》的劇本雖然漏洞不少，但它的「大創意」（big idea）是將身無分文的失業家庭寫成創意十足的行騙集團。
資本主義的潛規則
這既是對窮人的恭維，也是對資本主義的嘲諷。只要不讓人發現，行騙、違規和犯法不是問題（Everything is permitted as long as you don’t get caught），本是資本主義的潛規則。法國作家巴爾扎克說，巨富背後必有大罪（Behind every great fortune is a big crime）正是此意。
致富不是窮人的遊戲，因為他們無法理解更遑論玩弄「犯規而不被趕出場、違法但逍遙法外」的複雜潛規則。《上流寄生族》的窮人比富人更懂行騙之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才是窮人對富人的最佳報復。
較之《上流寄生族》，《魷魚遊戲》更悲觀，也更辛辣。跟《上流寄生族》一樣，《魷魚遊戲》將社會底層的生存處境「遊戲化」（gamified）：456個陷入嚴重債務和財務困境的人為了456億韓元的現金獎勵，甘冒生命危險參加一系列經過「改良」的兒童遊戲。這樣題材的作品在今天的大陸逃得了和尚（創作人、投資者和發表平台的自我審查），也逃不了廟（官方的審查制度）。
大陸的「好戲不出門」，只有自己人欣賞，不是沒有原因的。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