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泉老人合肥段祺瑞在兩岸點將壇上已是漸隱漸晦的人物，這也是北洋軍閥在歷史大舞台上其事不彰、其行多遭揶揄的相聯效應。
驅逐韃虜口號 革命首義之旗
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傳統君主專制轉變為君主立憲（虛君共和）的體制是平和順應的趨勢，但在意識型態掛帥的俄國，階級對立的衝擊下，對外戰爭潰敗的社會崩解中，君主專制是首要之惡，立憲的嘗試成為風中殘燭，留下了一片荒塚。而在法國，封建階層的貧富仇恨，歸根究柢是君主專制之惡，暴烈的革命怒火遍地燎原，幾無可能有理性的空間考量走向君主的立憲。
這兩個特例都不同於中國，革命派沒有強烈非去除專制君主不可的意識型態，社會的貧富也未必有憤怒的火花要把君主送上斷頭台。然而，孫中山的「驅逐韃虜」，卻成為革命首義之旗，這是傳統中國夷夏之防中根深柢固的文化意識情結，不幸為中國2000多年君主專制看守大門的最後君主正是「韃虜」中的滿族，在世界歷史的大潮流中，很少見到具有這種排除異族的革命大旗。
滿清末年「驅逐韃虜」是孫中山號召海內外革命的第一旗幟。清帝退位，民國肇造，革命派立即宣揚「五族共和」，這種轉變說明了晚清不論多少志士仁人投身改造中國大業的苦心，最後可能都葬送在這夷夏之防的洪流中，無可奈何花落去，流水嗚咽，空留餘恨。
律己治家嚴謹 冒險反對稱帝
芝泉老人（段祺瑞）與我沒有嫡親關係，但在宗親上仍有輩分的相連。段祺瑞應是大字輩，而後是茂字輩，就是我父親那一代，接着是昌字輩，因此芝泉老人的孫兒與我同輩。在台灣有兩位昌字輩與我交往較密，皆在軍中服務。
先父霖茂府君出身黃埔與在外交界的茂瀾伯父，及另一叔叔時相往來。茂瀾伯父通曉六國語言，是外交的前輩人物，少壯時便在芝泉老人府中幫辦文書工作，他是合肥人氏，與芝泉老人誼屬血親。
我雖生於大陸，但不及見芝泉老人，小時常聽父執說起段祺瑞的一些軼聞掌故，知道他律己治家甚嚴，遺言中便殷殷垂教說：「治家者，勿棄固有之禮教。」他的孫兒幼承庭訓，其中一位堂兄在台見到先父時筆直站立，請坐方得坐下（可見家教謹嚴）。
伯叔他們說：芝泉老人不只一次談到洪憲稱帝之事，對他們講︰「那些在外反對袁世凱之輩，通電全國，組織護國軍，慷慨激昂，都是在外嚷嚷。我們裏面反對的都是在他巴掌心底下，冒的是生死風險，外面哪能了解？」
袁世凱稱帝，舉國上下反對，段祺瑞以共和再造為己任，當然不贊同。但他投軍便追隨袁項城（編按：即袁世凱），赴德習炮術也與袁有關，洪憲帝制，他在袁項城身邊早已得知消息，臥榻之旁反對異議，動見觀瞻。芝泉老人後來對先父他們說：「我們反對是拿着家人的性命冒險的，與外面撐旗吶喊不能一般的看。」
為免日軍威逼 偽裝投靠蔣介石
日軍在東北鬧事後，圖窮匕現，企圖威迫利誘一些有聲望者出來組織偽政權、壯大聲勢。段祺瑞已退隱在天津日租界，四周日本警騎嚴密窺伺，他後來對子姪輩說：自己早了然於心。有天清早，他梳洗畢，輕鬆穿件長衫，沒帶任何其他衣物，出門像去買報紙的樣子，一個人散步閒逛，慢慢走向天津火車站。
看沒人注意，跳上一班南下的火車，直駛到濟南站才下車，請車站的人打個電話給蔣介石行營。蔣本來憂心忡忡，擔心段祺瑞會迫於日軍威逼而出面，這會接到電話，大喜過望，立刻派錢大鈞到車站旁的一個小旅館接他。段祺瑞不想多驚動，便安排他到上海。
這些軼聞掌故，我小時常聽父執輩談論，在台灣，北洋軍閥已不足以貴，也非藉此攀龍附鳳，有時從小處可以看出為人的氣節風範。洪憲稱帝一事，袁世凱揹天下罵名而死，幾乎千夫所指。
段祺瑞已是一介平民，為袁家園林遭人踐踏沒收，親筆致蔣介石函，希望能保護袁世凱遺產。洪憲帝制已成往事，功過自有定論。段祺瑞在手札中說「保障人權即整飾綱紀之要務，綱紀實而國家未有不治者」，他的寬厚與用心是兼而有之的。
學習西洋炸礮 開展習武生涯
近代中國救亡圖存，從洋務自強運動後，以學習西方匯為主流。先則以「西洋炸礮……戰守工具，天下無敵」，但船礮都從外國購入，本國設廠製造大都為拼裝性質，洋務派自強結果是集團自強而中國並未自強。而後認為「中國積弱由於患貧……若不早圖變計……以貧交富，以弱敵強，未有不受其敵者」，因而發展經營實業，以官辦、官督商辦、商辦三途下手，但中國仍然在貧弱之林。
而後變法維新，稍見端倪，從軍政經三方圖治。根據段祺瑞的年譜所記：他自弱冠習武，便對炸礮特有所感，在旅順習台礮，而後遊學德國克虜伯炮廠（Krupp Arsenal）專研炮術。在甲午戰爭時，鎮守威海炮台，抗擊日軍，是北洋中著名的炮軍指揮。洋務自強運動以學習西洋炸礮為首要目標，也是從戰場上所感受戰不如西方的慘痛經驗，對段祺瑞的習武生涯及學砲術為先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共和路上的壇與帳〉二之一
原刊於《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書本簡介：
書名：《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
主編：陳煒舜
出版社：萬卷樓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作者簡介：
段昌國，筆名羽軒，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中央大學共同科主任，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教授兼臺北指導中心主任，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教授兼院長，佛光大學未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保守與進取：19世紀俄國思想與政治變動之關係》、《恭親王奕訢與咸同之際的外交與政治糾紛（1858-1865）》、《中國近代史》、《俄國史》、《西洋近代文明發展史》、《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及《長鋏歸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