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普林斯頓中國研究前客座教授余英時逝世，高齡九十有二。
余英時之去，有如 80 年代初沙特在法國逝世，對於有知識的人形成的震撼相若。但今日的中國和華人世界，卻不是 7、80 年代的法國，因此余英時之去，雖享高壽，形成的震盪和寂寞，比起當年法國人舉國同哀沙特，則更為悲涼。
余英時不但師從錢穆，研究中國儒學，而且目睹 20 世紀之亂，長期旅居美國，活過了民國前後的界限，目睹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精華的毀滅，又經歷了全球化之下，西方高科技物質引起的世變。
余英時感於錢穆的遺志不但後繼無人，一個結合中西文化精華的 21 世紀中國，更是遙遙無期。看余英時最後十年八載的心跡，更能體會老人家的痛苦。
余英時對中國儒家思想和歷史，用功甚勤，治學極深。與其他的學問家如饒宗頤不同，余英時有融會貫通之力，更由中國的歷史思想，對政治有尖銳而勇敢的見解。余英時為中國的病症，窮幾十年探究藥方，企圖拯救國魂，實為精深博大，博古通今。
舉例於萬一：余先生對於「宋明理學」殊有研究。宋朝有朱熹，明朝有王陽明。一般將宋明兩朝並列，並讚揚朱熹與王陽明振興孔孟儒家的貢獻。
但宋明理學與孔孟儒學有何不同？余英時指出：孔孟身處的時期是春秋，那時定為一尊的秦暴君帝國尚未出現。但一千多年之後到了北宋，孔孟思想即使能承傳，是因為中國經過秦漢、隋唐，到了北宋，家天下的帝王政治已經穩固成形。而定位一尊的帝國政治是孔孟在生時，沒有見過的局面。
因此，朱熹在宋代，結合了趙氏皇帝，家天下的結構，上瞻李唐的盛世，對於宋朝的帝王政治提出「內聖外王」的要求。
但這時因為宋代帝王歷朝都比較開明，容得下士大夫的異見，因此宋朝的知識人膽敢以孔孟之道，向皇帝提出「內聖外王」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帝王要繼承孔孟的儒家仁愛思想，做到勤政愛民。
但是經過蒙古人統治之後，朱元璋的明朝，對士大夫不但極盡羞辱之能事，還非常殘酷。因此，到了王陽明出現，明代的讀書人已經不敢以「內聖外王」來約束帝王統治者，而轉向知識分子本身的心性修養。也就是說，不敢再碰「外王」。明朝的統治比宋朝趙性更殘酷，明代的理學，比宋代有了更嚴苛的自我審查。
宋朝的官員，追求的是「得君行道」，亦即有一個賢良的皇帝，帶頭實踐孔孟的道統。到了明朝，士大夫開始發現，這種道德要求，等同與虎謀皮。同樣是帝皇統治，明朝比宋代更黑暗。
今日，學生對於中國文化，若只死背名詞，即使知道「宋明理學」也沒有用處。宋明本是不同的兩代，理學又如何能一致？余英時是第一個將兩個朝代不同的政治生態與中國的思想結合的人，他悟出中國的思想文化歷史都不能與政治脫鉤。
余英時教授因此是一個身處書房、但心胸卻廣開世界的學者，這一點令他有別於其他的書呆子。因此，30 年來，余英時都很支持中國的民運與香港人的抗爭，其理在此。
他是一個入世的思想大師。
原刊於《CUP》，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