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譽污名之間，怎一個「秦」字了得！

提起「秦」字，難免令人有草木皆兵的倉皇之感。不過淝水之戰是冒名者苻堅的敗績，不該算到前朝的帳上。無獨有偶，那個在玄武門煮豆燃萁的李世民，當時的身份竟是乃父所封的「秦王」，幸好貞觀之治令他得到瑕不掩瑜的赦免，還可垂範千秋。

至於秦國與秦朝，功利主義判斷與政治倫理判斷分道揚鑣，自有得失之論。可是秦國崛起的一些正面啟發，往往被秦朝暴政的刻板定型淹沒了，實在可惜。

秦誓啟示日月逾邁

關於春秋霸政，孔子當然視之為禮崩樂壞的敗局，但他對於輔弼齊桓公的管仲不以兵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還是予以肯定的──他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1]歷史功過的關鍵在於是否以文明的手段達致國泰民安的願景，其次就是當權者是否勇於承擔時代責任，就其功過深切反思，不自矜功伐，若有過，必罪己而後改之。若論後者，〈秦誓〉一文中的秦穆公堪為典範^[2]。難怪他的悔過誓辭被儒家納入《尚書》作為教材，啟發士君子。

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因為好大喜功，不理舊臣的勸告，聽取了主戰派的建議，罔顧秦晉之好的微妙關係，想乘虛侵奪鄭國。結果「晉敗秦師於殽」^[3]，幾名將領被俘，要靠姻親關係的託辭才獲釋放。就在接回敗軍之將的場合，秦穆公發表了這篇形象貼地，令他起死回生的誓辭。

所謂「貼地」有兩層意思，一是喪盡尊嚴，二是緊貼現實。那位紀錄誓辭的史官在古代書寫工具匱乏的條件下，以敏銳的觸覺，用心良苦記下秦穆公啟齒當下的現場氣氛──「嗟！我士，聽無嘩！」他要高聲呼喊才能喚起部下的注意，並一律以「我士」向他們打招呼。身為一國之君，戰敗之後形象掃地，部下疲累、惶恐、羞愧、悲痛、怨懟，甚至鄙視兼而有之。「聽無嘩」三字正好反映秦穆公尊嚴萎頓的尷尬。

然而他並沒有遷怒任何人。「予誓告汝群言之首」以立誓的誠意帶出懸念，收拾部下的注意力。接着引用古語自我批判，指出任何人一旦自負，就會流於疏忽懈怠，貽誤大局。繼而坦白承認，批評他人是輕而易舉的，但接受責難，從善如流卻是嚴峻的考驗。之後再以「日月逾邁」強調遷善改過、時不我與的逼切性。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關於戰敗的檢討，秦穆公不從負面方向入手追究作戰失利的將領，亦不斤斤計較戰略、戰術、情報、調兵遣將或器械輜重等方面的經營失措，反而把焦點放在自己親信哪些僚屬與戰事成敗的關係。這是一種敢於擔當的勇氣和識見。

他把群臣分成三類：資深的智謀之士、勇武的主戰派，以及迎合上意的佞臣。他後悔之前因為個人的傲慢拒絕了智謀之士的直言極諫，採納了主戰邀功的建議，終於鑄成大錯。而檢討的結果，只是調整他對群臣的親信程度──疏遠主戰冒進的大臣，盡量諮詢深謀遠慮的前輩，至於巧言令色之徒則從此摒棄。之後再從正面標舉開明豁達、有容人之量的賢臣風範，期望他的管治團隊廣納賢才，提高質素，以保子孫黎民。而那些胸襟狹隘，嫉妒賢能的官僚，會被視為誤國的無能之輩而被淘汰。

回顧整篇誓辭，結合《左傳》「大夫何罪？」的相關引述，秦穆公檢討戰事失敗的結果，竟然不是追究臣下的罪過，反而是自我檢討，調整用人的原則。其中「親賢臣，遠小人」的警惕，後來就被諸葛亮寫進〈出師表〉，作為對君主的忠告。更有甚者，〈秦誓〉的結語：「邦之杌陧（傾頹），曰由一人；邦之榮懷（安定），亦尚一人之慶！」句中所謂「一人」，就是一國之君。邦國安危的問責對象，正是當權在位的大人物。這種超越威權與名位的政治覺悟，跟儒家所推崇「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堯舜之道如出一轍。^[4]

春秋之際，僻處西陲的秦國得以興盛，絕對不是單靠嚴刑峻法就能成全的。尤其在國運轉折的關鍵時刻，當權者不諉過於人，敢於面對敗績而承擔責任，是收拾人心，轉危為機至關重要的前提。

安危勝負之間有何辯證迷思

回顧歷史，「殽之戰」發生於公元前627年，當時只是周朝瓦解的初期，國際風雲都在「尊周室、攘夷狄」的規範之下湧起，秦晉之間是鄰國關係，矛盾衝突尚有姻親之好這個迴旋機制。而戰敗之後，秦穆公自我檢討的誓辭以「保我子孫黎民」為一國之君的願景，未見指點江山、兼併天下的霸凌野心。

不過隨着皇綱解紐和社會生態的發展，列國的利益版圖互相牴觸，要保住子孫黎民往往就要反守為攻，將「國防」變成「侵略」。而且為了提高戰時狀態的應變能力，軍事模式的法家之治應運而生。於是為了抵禦國外的侵略者，子孫黎民竟然變成國內必須規管的「敵人」。

哪個國家進入軍事管治模式，哪個國家就有克敵制勝的把握。秦孝公在公元前356及347年用商鞅變法，到了公元前221年，偏處一隅的秦國就氣勢如虹，一統天下。如果只是遙距地看這個歷史的橫切面，真會惹得天下的英雄扼腕競折腰，不過將子孫黎民的榮辱安危，都以保家衛國之名收納在軍法管治的條文裏，真是長治久安之道嗎？

歷史事實會把答案告訴你──公元前207年，不可一世的秦朝，傳了兩代就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