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90歲議論公權罪責

3月3日，戈爾巴喬夫90歲生日；12月25日，則是蘇聯極權政府消亡30周年。北京等地的民間網絡、微博，有相關話題，重提戈爾巴喬夫的「國家罪責」說：
「國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執政無須競爭，權力不受制衡，言論沒有自由，罪惡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懲罰。」（大意）

「國家罪責」即「公權罪責」說，是針對執政黨缺乏有效的權力制約。本人解讀其意涵如下：
在無對手之下，執政黨如蘇共的權力大，民眾缺乏言論自由，真相往往被遮掩，思想觀念、決策的錯失，可能有損害民眾的「國家犯罪」即「公權罪責」，必須認錯並承擔責任，釋出對民眾的誠意。

回應的留言，呼籲反思歷史教訓。

斯大林當權時，不停的政治清算和計劃經濟的弊端，造成社會恐怖、民眾貧困。（網絡圖片）

公開與人道復歷史真實

戈爾巴喬夫是斯大林（1924—1953在任）後的蘇共第5個領袖，在1985—1991年任總書記（在他之前稱第一書記），是繼赫魯曉夫（1953—1964在任）之後推行改革的政治家。

赫魯曉夫於1953年主持蘇共中央後，逐步檢討斯大林的錯誤、極權主義的弊端。在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發表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觸及斯大林的個人專斷禍害，個人崇拜的愚民政策，極權主義的權力體制造成的社會恐怖。他的報告，開啟了「解凍」時代。

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翻譯出版《赫魯曉夫回憶錄》（2005出版），譯者序言提到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批判個人崇拜，稱赫魯曉夫「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克服重重阻力，率領整個國家衝出斯大林主義的藩籬並走上革故鼎新之路。數百萬名政治犯獲釋，近兩千萬人恢復了名譽。赫魯曉夫主張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西方修好，使蘇聯走向世界。」

赫魯曉夫有限度的改革，因勃列日涅夫（1964—1982在任）阻撓而停止，蘇聯回到斯大林式的僵硬時代。後來的安德列波夫和契爾年科，是任期很短的弱勢總書記。

戈爾巴喬夫有改革使命感，相對於前兩任算是政治強人，年齡和健康條件亦較好。他推動了比「解凍」更具宏觀意涵的改革。
1985年後，他提出改革新思維論，主張更新蘇共執政觀，提出公開化（透明化）、人道化社會主義論，也有逐步實現「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構想。

他有意廣開言路，鼓勵知識界改變陳腐教條、恢復歷史真實。他說：「我們的歷史，有許多謊言。」自由派歷史學家阿法納西耶夫回應：必須徹底公開歷史真相。

自1956年以來，赫魯曉夫推動「解凍」的改革，圖為赫魯曉夫與毛澤東（1950年代）。（網絡圖片）

以國家之名施極左折騰

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勃列日涅夫，都把國家置於至高無上地位，而自己是「人民領袖」、國家的代表。

執政黨的相應宣傳，以國家、愛國之名，建立或提升領袖及其「重要指示」、政策的「崇高性」和「權威性」。實際是以「國家意志」不可質疑之名，強行家長意志，要民眾當「馴服工具」，往往使極左的政策、折騰釀成社會浩劫。

1930年代以來，斯大林強制推行鄉村全盤集體化和政治大清洗^（註1），造成大飢荒和冤案，社會陷於貧窮和恐怖中。

毛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1958—1962）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包括毛文革（1966—1976），也釀成大災難^（註2）。

胡耀邦呼籲勿盲目迷信

戈爾巴喬夫認為，執政黨要改革權力機制，以人道化替代斯大林模式的專政。

改革家胡耀邦（1915—1989）擔任總書記時（1980—1986），早有執政理念的更新。

1980年，他提到正視「國家迷信」和個人崇拜，透過「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觸及權力體制改革：
「對國家的迷信根深柢固，不易一下掃除乾淨。在一定條件下，這種對國家的迷信同對個人的迷信一起氾濫，就必然出現『非某莫屬』的局面。人們虔誠地認為，某一重要職務只有某一特殊人物才能擔任。這樣，終身制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註3）

他正視「封建主義殘餘」，提到黨內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見，「黨內普遍形成一種奴化思想意識」。

他說，有人把黨的領導地位，「錯誤地看成是統治者的地位」。他認為，「統治者和領導者不同」，必須正視權力腐敗：「憑借權力，誣陷和打擊好人」，「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北京有學者反思毛文革，稱「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如果是依靠其多數或絕大多數成員的口是心非和虛假支撐著」，是不正常的^（註4）。

胡耀邦主張實踐檢驗真理，不要對國家和領袖盲目迷信。（網絡圖片）
德國前總理為歷史下跪

以國家、革命之名神化掌權者及其舉措，或可提升實施政策的時效，但決策如錯誤，民眾承受的風險很大。

二戰時，希特勒在歐洲發動戰爭（1939），日本軍國主義者挑起侵華戰爭（1937），都有「國家至上」的宣傳，這對德、日國民並非好事，對被侵略者而言更是大災害。

從德國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在全球釀成的禍害可知，本國國民絕不能盲目崇拜國家代言者，而應有理性的是非判斷。

德國前聯邦總理勃蘭特（1913—1992），於1970年訪問波蘭華沙，在紀念被關押猶太人的標誌建築物下跪，是有感於希特勒以國家之名侵略波蘭殺害居民的罪惡，釋出為「國家罪責」道歉的善意^（註5）。

北京資深學者雷頤的〈抵抗遺忘，心靈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提到希特勒以國家意志之名，行國家暴力侵害人類文明，當代的人不應遺忘歷史。他說：
「國家的力量是巨大的，當國家想掩蓋一段歷史的時候，這段歷史將極易被『集體遺忘』。……健忘的個人或集體，總會不斷地重複錯誤、罪孽，難以自拔。『忘卻』有可能獲得一時的麻痺，但總有一天會因此付出代價的。」^（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