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教授:推動社會變革不能只靠激進 年輕人應腳踏實地積極參選

從歷史長河看香港,就算過去幾年都有許多變化,不同陣營有不同的政治觀點,有樂觀也有悲觀,有負面亦有正面,無論如何,這些變化必然導致下一階段的新變化。

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教授談到近年泛民主派的「政治低潮」,引起泛民「是否參選」的爭論。他認為,一個社會透過選舉帶來一些進步或變化,唯有參選舉,才能夠在變化的過程中起到作用。「火車是由開火車的人驅動的,不是由兩旁看火車行駛的人決定的,」他說。

只要肯去做 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張炳良教授指出,年輕人的局限是經驗,對事情掌握或許會顯得輕率一些,有時冒進,但年輕人的優勢是朝氣勃勃,比較樂觀,不會被成人世界「磨平了」;新人的「稜角」會多一些。理論上,從年紀的角度,可以看遠一些。即是說,可以樂觀一些。

他說:「我經常跟朋友說,如果你已到了退休年齡,你不會樂觀,因為你可見的未來只有一段短時間,可能只是10年、15年,頂多20年,你的樂觀性就建基於你如何看未來的15年、20年可能會發生的變化;年輕人不一樣,正如毛澤東形容的『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是你們的』;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未來世界將有50年、半個世紀,在21世紀裏,半個世紀可以有真正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年輕人的樂觀性在於只要肯去做,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他續說:「實際上,很多事情的發生,需要有一個tipping point(引爆點),許多時小小的變化,會產生『蝴蝶效應』,帶來很長遠、意想不到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說,年輕人應該比較樂觀。不過,在目前的香港,年輕人可能有許多惆悵、許多悲情,對未來不抱樂觀。曾經有一段長時間,很多年輕人投入(社會運動),姑勿論最終的政治傾向如何,他們曾經很亢奮,經過近期一些政治變化之後,他們突然覺得很多事情將來未必做得到,因為政局有了變化。」

「我覺得他們不應這麼簡單看政局。政局當然會受到制度、社會現實的利益所左右,但任何社會都會有空間,如果我們回頭看看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例如七十年代的香港,是香港改革的黃金歲月,包括社會政策、公屋、反貪倡廉、教育等各方面。作為曾經經歷那個年代的人,當時我們覺得,殖民地政府『搞』這些『花臣』(花樣)只是點綴(粉飾太平),我們當時認為,(港督)麥理浩『搞』公屋『唔湯唔水』,數目也不足夠。不過,數十年後回頭再看,才明白走這條路原來是那麼關鍵;如果不走這條路,也不會有往後香港的發展。

對大學生的期望和評價

「所以我認為,今天的年輕人,應該保持着樂觀的態度,但要腳踏實地,看要看得遠,盡量嘗試,因為什麼事都可能發生,要用這樣樂觀的態度,但這種樂觀不是建立在一片浮土上,不能『離地』,要腳踏實地,不能紙上談兵,世事不會在白紙上發生,要接受這張『紙』已經寫滿字句,這是一種藝術,這個歷程對於剛在理想中冒起的年輕人未必能夠掌握;太世故的人又恐幹勁已消磨。

年輕人應該有足夠的幹勁,世界就應該在互動中發展,好東西應該繼續保留,但如果沒有願景或意味去改變,世界不會前進。因此,有些時候我們要嘗試,嘗試往往是有代價的,如果從這條歷史長河看香港,就算過去幾年都有許多變化,不同陣營有不同的政治觀點,有樂觀也有悲觀;有負面亦有正面,無論如何,這些變化必然導致下一階段的新變化。」

張炳良認為,無論過去十多年高等教育如何呈現普及化趨勢,能夠接受大學教育的,一般都算比較「精英」,他們應該對社會負起多些責任,因為社會投資在他們身上,他期望他們能帶領社會再向前發展。大學生應自覺有一種責任,在改革過程中照顧一些不得不照顧的情況。

「歷史告訴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有時需要穩中求變,如果改變帶來社會完全的不穩,社會會亂或不安心,矛盾也必會愈來愈多,盡量減少矛盾向前進會比較好,學理上也有『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任何改革,最理想的狀態是一部分人得益,沒有人遭到損失,這是最理想狀態,但現實世界沒有這樣簡單,『帕累托最優』可能從來沒有出現過。」他說。

新選舉制度下,年輕人有無參選機會?

正如八十年代,中國內地改革切期,當時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即是說,要讓人覺得改革有好處。大學生如果認為可以負起推動社會變革的重任,也同時要思考變革的藝術,我不認為大學生激進是一個問題,如果大學生不激進才是一個問題。激進是一種態度,是一種理想的表達(方式),但激進本身並不能解決問題,『眼高』時要『手低』,要實實在在,不是激進就能解決問題。我覺得,這方面需要經過許多實踐,而且在實踐過程中,激情往往需要放一邊,並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張炳良認為,新的選舉制度下,普及性選舉產生的選票數目無疑會減少,但一個社會透過選舉帶來的一些進步或變化,不是一個數字遊戲,即使只有10席,這10個當選的人,他們能夠牽動社會力的變化是怎樣;如果每一名當選者都能感召社會,相對於30個不能感召社會的人,在帶來改變方面或許就有分別。我的經驗使我感到,政治不是單純的數字問題。

現在有些年輕人,憂慮將來會是一個很妥協性的政治,即使能夠進入立法會,亦無可為,議員會否變成點綴?他坦言,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會有這樣的憂慮,他自己也不例外,「七十年代末,港英政府提出成立區議會,1/3議席通過選舉產生,當時有許多組織辯論應否參選,有些人覺得議席太少,而且區議會無權,只是民主櫥窗的點綴,不應參選。但香港後來的政治變化,是由參加選舉的人推動的。我的經驗告訴我,唯有參加(選舉),才能夠在變化的過程中起到作用,當然,不參加可以觀察,但火車由開火車的人驅動的,而不是由兩旁看火車行走的人來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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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