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月4日，剛好是「五四運動」102年的紀念日。可是，這個日子因為一則新聞而令人愁緒交織，那就是香港大學與學生會割蓆，停止對學生會的支援，並將收回學生會活動的地方。
殺我馬者道旁兒
這又令人想到當年參與「五四運動」的學生，更想起處理參與學生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他對當年學生的某些前衛和過激的行動，也作出公開的勸喻和批評，但他對待學生的態度是善導和扶持的，甚至前往保釋學生。
有些學生回校後仍憤憤難平，也有一些不理智的行動，但蔡元培仍採取說情說理和公開討論的方法。他對學生的動機表示理解，也指出學生錯誤之處，並有適當的處罰措施，但都是教育界和社會大眾接受的。他盡一切努力協助學生後，自行辭職，留下「殺我馬者道旁兒」之句。詳見他的繼任人蔣夢麟的回憶錄。
蔡元培逝世後，遺體在香港安葬。假如他知道今天的情況，能安息嗎？
此外，港大的行動預示未來的一個結果，就是間接激勵出一些未來的社會活動家、社會精英甚或未來的社會領袖。只要看看港大本身的歷史就知一二了。
壓制不倒反成全
港英政府年代，壓制學生了解大陸，結果一批港大學生自發組織兩岸行，先後前往台灣和大陸。後來，各大學的學生一起搞「中國周」，還協助組織中學生組。也許他們當年了解中國並不全面，但他們因為港英政府的打壓而增加對中國的興趣，卻是不爭的事實。
當年的港大學生中，包括程翔、梁錦松等人。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則是更早被港英政府打壓而加速投向左派陣營的。我當年也是在港英政策的壓逼下，才努力了解中國，還帶一批中學生參觀「中國周」，險些被趕出校。
再看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很多都曾經參加甚至領導過學生運動。「一二九」學生運動就是共產黨策動的。錢其琛成為校內的中共小組領導，時年14歲；鄧穎超參加學生運動，正值「五四運動」之年，她當時只有15歲，與黃之鋒參與「反國教」時的年齡相同。
歷史經驗必須學習和吸收，尤其是掌握教育大權的人。他們掌管教育，但不一定懂得教育。如果他們還變成教育的破壞者，那就更令世人悲衷了！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