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上台後，繼承了許多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時期定下的政策，比如貿易關稅、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制裁以及對核心技術出口的限制，但他顯然對中美的發展有着不同的政見。
振興美國 超越中國
當特朗普在竭力遏制和削弱中國的同時，拜登意識到真正的問題來自於美國本土。拜登政府多次表達，必須解決美國本土的發展問題才可以增強美國的競爭力，才可以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3月31日，拜登宣布了一項2萬億美元的計劃，用於未來8年升級美國的基礎建設，加強疫情後的經濟復甦與發展。這部分財政支出將主要來自對企業徵收的更高的稅費。
拜登在與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對話中建議，民主國家應制定類似於中國「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計劃，助益於更多「世界上需要説明的那些地區」。
與此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最近提出了一項綜合的國家戰略，以期望在人工智慧領域與中國相比可以建立優勢。
該計劃表達了重建美國本土晶元供應鏈的需求，致力在微電子領域領先中國至少兩代，並逐步將人工智慧領域的投資增加至每年320億美元，以使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有絕對的全球話語權。伴隨着該計劃出台，拜登已下令對美國半導體供應鏈進行審視。
此外，拜登在競選美國總統期間就一直強調要振興美國製造業。今年1月25日，也就是拜登上台後的幾天，他就宣布了「購買美國貨」計劃，大幅增加聯邦政府向美國本土供應商的年度採購額度，約為每年6000億美元。
自由主義 擺脫貧窮
美國政府計劃大力發展美國工業的決心已經很明顯。然而，許多美國政客、主流媒體和專家經常批評美國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負面作用，例如在選拔優勝者、提供補貼、傾斜競爭環境和無視市場規則等方面。
政府主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並不新鮮。 美國已故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本質上就是由政府資助的一系列項目來幫助美國擺脫了大蕭條。
直到1980年代初，列根（Ronald Reagan）才轉向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宣稱「政府是（限制經濟發展的）問題」。 伴隨着蘇聯的解體，這一觀點更加受到大眾的認同。
中國則是在1970年代末，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的國策。 鄧小平在保留了政府主導發展的同時選擇了嘗試市場經濟。 在過去的40年中，這項國策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
這種方法主要由「三層二元」的經濟結構組成。
中央政府確定整體發展方針和議程；多樣化和充滿活力的企業（家）則利用政府的政策、不斷發展的科技和不斷變化的消費需求來推動創新；地方政府則通過提供資金和支援，充當中央政府政策與企業（家）之間的橋樑。
儘管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並存的雙重結構可能導致摩擦，但它也產生了顯著的協同效用。中國過去幾十年在基礎設施上大規模的擴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是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並不單純地從狹隘的經濟可行性來評估項目，他們才能建立世界上連接最廣的高速鐵路網路。
三層二元 協同發展
他們主要考慮的是更高層面的社會和經濟目標，以及它是否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外國公司在內的所有企業，都將從中國政府的基礎建設發展中受益。
在中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同時，中國政府的這項發展方針顯然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中國已經實現了脫貧、疫情控制、科學研究和太空探索等重要目標。
中國政府不僅控制和命令，還制定議程、賦能和幫助實施。在過去的8年中，中國使大約1億人擺脫了貧困，這表明其發展方法的有效性，包括清晰的流程和關鍵績效指標。 它的成功不能僅僅歸結為在投入大量的資金或採取了一些「嚴格的」措施。
拜登政府應該並且可以複製中國的打法嗎？儘管美國政府將繼續視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並致力於遏制中國的發展，但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可能會有所説明。
拜登的團隊正在借鑒中國的經驗，這意味着將中國視為一個基準是有價值的。與另一個採用不同社會制度的強國競爭，可以説明一個國家更好地自我反思並做出相應調整。 我建議這是大國競爭的一種更具建設性的方式。
中國已經從西方的經濟模式中學到了很多，並從中受益良多。難道美國不應該向中國學習嗎？ 畢竟，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兩個超級大國。
原文刊載於《南華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