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亞當‧史密夫（Adam Smith）提倡自由經濟理論，認為政府應盡量不干預市場運作，因為人對利益的追求會形成「無形之手」推動經濟發展；1980年，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推出著作《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及同名電視片集，來港拍攝時在天星小輪上取景，並以香港為例，闡述自由經濟（economic liberalism）的好處。
誠然，香港欠缺天然資源，全靠自由港的地位及奉行自由經濟，把小漁港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在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排行榜上蟬聯榜首25年。
3月4日，美國傳統基金會硬指，近年中央政府訂立《港區國安法》、強化了宣誓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等政策已讓香港變得與其他內地城市無異，故把港澳從2021 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剔除。
丟掉舊包袱，重新再出發
我認為美國傳統基金會毫無理據。香港與內地城市的經濟制度截然不同，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擁有獨立貨幣、金融及關稅制度，並實行普通法，在經貿、市場交易方面與國際社會接軌。由此可見，剔除香港並非基於客觀事實，純屬政治操作。
同日，特區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對基金會的決定感到「極度失望和遺憾」，但我認為政府根本不應表示失望，反而該「燒炮仗」慶賀。現時全球經濟環境早與1980年代不同，特區政府要明白自由經濟已過時。
今天的香港飽受貧富差距擴大、土地房屋短缺、貧無立錐之地等問題困擾，特區政府卻仍背負「最自由經濟體」的包袱，「應出手時不出手」，事事以不干預自由市場為先，市場失效也不願介入；又不制定政策重新分配資源，遲遲不願向科技產業投放資源及制定全面政策，使其發展緩慢。如今拋掉了包袱，特區政府應趁機審視本港經濟結構，切實考慮如何制訂和執行新經濟政策，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探尋新經濟發展路向。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