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s Trap）的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與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春華資本集團創辦人胡祖六最近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發表題為〈對華政策勿感情用事，應以利益為重〉（＂An Unsentimental China Policy：The Case for Putting Vital Interests First＂）的文章，直言許多人敦促拜登總統及其執政團隊放棄與中國接觸是錯誤的。
改善中美關係 非為改變中國
文章開宗明義，回顧了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美國致力改善美中關係並不是為了改變中國。從尼克遜總統時期開始，美國改善美中關係的動機就不帶感情色彩：聯合中國為了對抗蘇聯，說服中國停止輸出革命、幫助數百萬人擺脫貧。只是在冷戰結束後，企圖改變中國才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
文章指出，今天，拜登及其執政團隊正在制定新的策略，以應對他們這一代人所面臨的重大國際挑戰，許多人敦促他們放棄對華接觸政策，但這是錯誤的，相反，美國政府應當汲取對華政策50年的主要教訓：每當美國切實地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專注實現其地緣政治目標時，對華政策表現得最好；而在美國想要實行「政治工程」以推廣其價值觀時，效果卻極差。
為求冷戰勝利 拉攏中共反蘇
文章列舉冷戰後期的4位美國總統：尼克遜、福特、卡特和列根，他們尋求改善與華關係，首要都是為了地緣政治的目標：例如尼克遜是為了從越南撤出陷於苦戰的美軍創造條件。對於以上4位總統而言，首要目標是藉着擴大中蘇分歧來達到對蘇聯力量平衡的目的。尼克遜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搞的「三邊外交」，就是藉着擴大北京與莫斯科的裂痕，讓中蘇兩國都願意與美國「相向而行」。
「尼克遜、福特、卡特和列根都把目光投向了地緣政治利益，他們沒有一個試圖改變中國共產黨。如果有人向他們之中任何一人提出交易，許諾他們可以獲得冷戰的勝利，卻絲毫無法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他們都會毫不猶豫地接受。」
美中和平共處 多屆政府共識
文章指列根早在1984年已經承認了這一點。他在結束為期６天的中國之行後，儘管他承認自己「反共」，但表示從來沒有想過，有必要把美國的政府模式強加於其他國家。他相信美中兩國可以在地球上和平共處。
文章又指出，冷戰年代的美國總統，包括尼克遜之前的詹森（Lyndon Johnson），都想把中國納入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美國對中國開放，也促使中國外交政策發生很大轉變，包括北京減少對越南共產黨的支持，促使北越在1973年與美國簽署和平協定（巴黎和約）；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中國成了美國的「關鍵盟友」，向阿富汗「義軍」輸送資金和武器。
卡特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繼續努力將中國納入這一秩序。儘管卡特承諾保護人權，但他在1978年解釋，世界「必須適應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布熱津斯基也公開承認美中兩國有不同的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制度。他表示美國既不希望也沒有意願去把中國改造成美國的模樣。
文章認為，從尼克遜對華開放到冷戰結束，美國對華的政策都在追求一些具體的、實際的目標，而且很成功。但在蘇聯解體後，許多人沉浸在勝利的快感中，從而臆想出這個世界已經出現「歷史的終結」。美國政策制定者預見到一個「單極時代」（unipolar era），自由民主體制和市場資本主義將獲得勝利，和平將會實現。
經濟拉上政治 克林頓始作俑
這些想法影響了老布殊和克林頓兩位總統，使他們期望將中國納入國際貿易體系，從而為建立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奠定基礎。克林頓在2000年解釋他邀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時說，中國不單同意進口更多美國產品，而是同意進口民主體制最珍視的其中一大價值觀——經濟自由。 克林頓自信地把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兩者拉上關係。
文章接着說，小布殊和奧巴馬兩位總統抱着這一戰略理念進入21世紀，都認為與中國展開經濟接觸會激發中國老百姓的嚮往追求，並最終迫使中國領導層開放政治。奧巴馬在2009年訪問中國時預測，「經濟自由開始出現後，政治自由也會隨即開始……加速出現」。
文章指出，現在已很明顯，這些期望都只是幻覺。中國永遠不會跟隨日本和德國的腳步，成為一個（按照美國標準的）「民主」國家，但她將在「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中佔一席位。伴隨以下願景而來的盲目性必將招致失敗：美國固執於一個理想的結局，無法接受這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