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楊芬瑩、夏珍
管世界怎麼變，真誠的社會、成熟的文化，要抓得最緊的核心價值，是人道精神與人文信仰。歷史學習沒有必要把所有的複雜角度，變成一個角度，定於一尊。
真誠的面對歷史，在台灣談何容易，我們連歷史課綱問題都很難取得共識，究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從很多面向來談歷史，一定得決定單一面向？對此，在德國養育兩個孩子的龍應台相當有感觸，也從德國歷史教育，學到寶貴一課。她直言，歷史學習沒有必要「把所有的複雜角度，變成一個角度，定於一尊」。
德國中學相當於台灣小五，長子安德烈12、13歲的時候，龍應台一次好奇問孩子：「你們歷史課本長什麼樣子？給我看一下。」安德烈回答：「哪裏有課本？沒有課本。」
龍應台當時覺得，沒有課本老師怎麼教？但瞪着眼睛看媽媽的安德烈覺得問題很奇怪，歷史為什麼要有課本？那時候龍應台才發現，德國老師教12、13歲孩子歷史的時候，是要孩子去找原始文獻。
他們不用課本，而是大家都去看當時的資料，不同學生可能找到詮釋相互牴觸的資料，所以要互相討論、辯論，考試則以申論題方式，寫出他們對特定主題的理解，這樣的教學過程，讓龍應台感覺震撼。
安德烈16歲的時候，龍應台也好奇跟他要德文課的書單，看到當中包括德國流亡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劇本《伽利略》（Leben des Galilei），學生讀了劇本之後一起討論。
伽利略是發現地球繞著太陽轉的科學家，他發現的真理，跟當時權威、亦即教會系統見解相反，讓他面臨死刑的壓迫。龍應台說，在課堂上，16歲孩子對於文本的討論，讓人印象深刻：
「作為個人，明明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真的，可是如果說出來就會死，那該做怎樣的選擇？也就是你面對絕對權力，那個絕對權力與你個人相信的相反的時候，你該如何自處？」
她認為，這樣的教育方式充分說明，不管世界怎麼變，真誠的社會、成熟的文化，要抓得最緊的核心價值，應該還是人道精神與人文信仰，如果沒辦法抓得準，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是威脅利誘可以改變的。
她認為70周年的意義，在於真誠的反思。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的不全然只是失敗者的故事，而是歷史搶救工程，也許當時沒能敘述得像現在這麼清楚，但是她已經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的是搶救工作。龍應台說，目前手邊的資料很多，前次尋訪時，很多見證人都遍尋不得，但是書一出版，當事人就紛紛冒出來了。
譬如長春圍城的國軍倖存者。譬如在1949年大離亂過程，逃難軍民分成6股，到台灣的150萬到200萬人，去香港的170萬人，一股到滇緬，還有一股走新疆帕米爾高原到印度、巴基斯坦，這條路線之前也找不到當年撤退國軍，但書出版後，人也冒出來了。還有更多老人家的日記、書信也都出現了。
龍應台說：「所以，我心裏一直有個負擔，欠着一件東西，有這麼一件事。」
（龍應台是7月《亞洲週刊》與香港書展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特邀講者）
龍應台小檔案
出生於台灣高雄大寮，成長於南部漁村，留學美國九年，旅居瑞士、德國13載，生活在香港九年；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台灣首任文化部長。1986年出版《野火集》，影響台灣80年代的民主發展。其後以《百年思索》、《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關注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的養成。2009年歷經數年研究訪查寫成《大江大海1949》，從個人到家國，紀錄時代的傷痛。另以《孩子你慢慢來》、《親愛的安德烈》、《目送》，成就人生書寫，為世代對話的經典作品。2014年12月8日辭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