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既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從自身個體政治價值和文化偏好的角度，對各種變革進行了反思，使得抽象的政治變得非常具體，展示了人們在生活和理想之間的矛盾。從他的反思中，有幾點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知識分子或許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關心所處的社會利益，甚至人類的利益。第二，對總體現實的不滿往往促成知識分子去構建烏托邦。第三，知識分子的「知識」可以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但社會的發展進程並非「知識」所能控制和影響的，激進政治的結局往往和知識分子所構想的相反。
革命成功改變形勢更複雜
儘管霍布斯鮑姆也參加一些社會政治活動，但他主要的身份還是知識分子。哈威爾和米切尼克則曾經是捷克和東歐的風雲政治人物，被視為在推翻蘇聯集團和結束冷戰過程中的英雄，儘管他們也曾經是知識分子。
可以把有關他們的這兩本書，視為是他們對革命之後革命家這個群體的現身說法，也是從個體的層面來看宏觀革命。法國作家托克維爾曾經論述革命之後的變化，革命是換湯不換藥，制度和秩序形式變化了，但大部分內容依舊。但是，對革命家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
如果革命失敗，事情就會很明朗，革命家要不流放或者出逃，要不坐牢，要不被犧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就變得複雜一些。一般的情況是，往日親密的戰友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一邊是堅持革命理想的職業激進主義者，一邊則成了新的掌權者，或者維持現狀，或者改變不了現狀。當然，也會出現一些能夠改變現狀的革命家。
不過，從哈威爾和米切尼克對往日的政治異見者，在革命成功之後狀況的細數，情況似乎更加複雜。對大部分參加革命的人來說，抗議和革命只是生命中的短暫時光，革命後他們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少數革命家則變成了職業政治家，成為總統、總理或者擔任國家的重要職務。不過，他們中的很多就像花瓶中的花那樣，被供奉在國家政治的頂端，供人們欣賞和崇拜，實際上什麼也做不了，國家政治除了形式的變化，其他也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後，對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滅，因為革命並沒有能夠為他們帶來所希望的變化。更有一些革命家，在幻想破滅之後，甚至變成了瘋子。
地緣政治扭曲國內政治形式
情況的確如此。不僅是哈威爾，大多數革命家都會觀察到，革命之後的東歐並不是他們所想像的國家。儘管激進政治帶來了民主化，但國家仍然充滿着貪婪、腐敗、享樂主義和虛無主義。所謂的民主化意味着政權主體，從革命前的權力轉型為今天的資本。革命前的共產主義依靠權力來統治，革命後的民主則依靠資本來統治。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東歐國家不乏極右派政權（如匈牙利），和革命前的共產主義政權一樣，嚴厲地控制着社會。
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則更扭曲着（實際上是「決定了」）國內的政治形式。地緣政治驅逐了「民主」的道德。革命前的政治形式受制於共產主義政治（蘇聯），而革命後的政治形式則受制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美國和西方）。較之以意識形態為主的蘇聯式地緣政治控制，西方美國的地緣政治更具欺騙性。儘管西方也講民主，但其核心是國家利益。東歐國家的政治人物輕信只要民主化，西方就會大力幫助和拯救自己。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西方美國要不關注地緣政治利益遠遠多於東歐的民主，要不已經力不從心。在東歐，革命家不僅對自己建立起來的民主失望，對西方的袖手旁觀更是失望。
米切尼克因此說，革命的結果，「我們把人權憲章換成了信用卡。」這當然是形象的說法。並且，革命之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信用卡，信用卡仍然是少數人的，正如革命之前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那樣。
哈威爾和米切尼克當然不是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著書的目的還是希望人們秉承道德的力量，繼續推動社會的進步。不過，他們的著作既是對革命的反思，也是對未來革命家的忠告。畢竟，他們的影響遠遠超越他們的國家，不僅傳播到臨近的東歐國家，也影響到遙遠的亞洲。從東歐的政治變遷中，不難體會到激進主義者需要有現實感，政治不可以過於理想，需要妥協。這也是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激進主義者所需要反思的地方。
亞洲政治發展要汲取外國教訓
亞洲正在經歷着激進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同的激進政治同樣具有烏托邦性質。這裏不可能對亞洲的激進政治進行全面的討論，但從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激進政治的烏托邦性質。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看這兩個地區的情況。
第一是地緣政治。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能夠實行怎樣的政治形式，取決於其所處的地緣政治。地緣政治秩序是第一秩序，而內部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須向第一秩序調適。從這個角度說，香港和台灣的政治發展，必須考慮到其周邊的地緣政治要素，忽視了這個要素，內部的發展必然是不現實的。向西方求助更使得激進政治的根基虛無縹緲化，東歐的發展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點。
第二是民粹主義式的社會動員。很多政治人物表面上追求民主，但實際上則是民粹主義。香港和台灣兩地的烏托邦主義者，一直在構建所謂的「認同政治」。「認同」問題當然存在着，但在無限的政治動員下，這種「認同政治」的本質和往日的共產主義或者今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並沒有大的區別。在認同政治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被有效地政治化，出現泛政治化現象。實際上，對大部分老百姓來說，他們並不想所有的生活都被政治化。對他們來說，政治只是生活的很小一部分。泛政治化，不管是通過專制方式動員還是通過民主方式動員，都是不可持續的。
第三是民主的動員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摧毀舊制度，但產生不了同樣強大的力量來發展經濟和制度建設。對人民來說，最重要的是「討生活」，經濟和建設仍然是最主要的。激進政治改變不了什麼，只是滿足了理想主義者試驗其烏托邦的幻想。正因為如此，理想主義者最終被原來的支持者所拋棄。
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激進政治，因為種種因素已經變得不可避免。如果激進主義者多一些現實主義感，就可以做更具現實性的選擇，既可以達到目標，又可以控制出現過多的並不想要的結果。就是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做必要的妥協。不過問題在於，如果激進主義者具有了現實主義感，他們就不再是激進主義者了。也正因為如此，在非西方世界，歷史還是在不斷為理想主義式的英雄人物，創造着政治和生活的悲劇。儘管無論從道德層面還是理想層面看，人們並不想看到這樣的結果，但歷史從來就是這樣的。政治永遠使人糾結。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