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標題「西方興起後的瘟疫與人類」是我將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年10月31日—2016年7月8日）兩本傳世大作《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和《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的微調綜合。Peoples原意應譯為民族（多數），唯本人支持民族主義然提倡跨民族的人類學研究，故習用人類兩字，較符合題旨。
威廉‧麥克尼爾出生於俄國十月革命的那年那月。就是這個生辰就足夠呼喚他成為一傑出的歷史學家。芝加哥大學榮休教授、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美國世界史學會會長。筆耕不輟，著作等身。畢生作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有四部皇皇巨著，形塑他完整的世界觀。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興起」承襲了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和湯恩比大歷史的思路，但以人類文明融合為基礎論述世界歷史的發展。1976年出版的《瘟疫與人》講述疾病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1982年出版的《競逐富強》（The Pursuit of Power）圍繞技術與政治力量之間關係的主題並將敘述推進至20世紀。2003年他和亦為歷史學者的兒子J. R. McNeill一起撰寫了第四部著作《人類之網》（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總結其對世界史的總體思考。
特別的是，他在1989年出版了阿諾德‧約瑟夫‧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的傳記，作為這位偉大的歷史學者的百年紀念。一位歷史學家寫另一歷史學家的傳記殊為罕見。吾人對湯恩比當不陌生，他對中華文明向有好感，曾提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麥克尼爾的父親約翰‧麥克尼爾（John T. McNeill，1885—1975）不僅是長老會的牧師，亦為一基督教歷史學者。書香門第，克紹箕裘，一脈相承，傳為學界佳話。
《西方的興起》將世界史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講述中東的統治時代（至西元前500年）。第二部分說明歐亞文明的均勢（西元前500—西元1500年）。中心論述在第三部分西方統治的時代（西元1500年至今）。從遙遠的西方對世界的挑戰（西元1500—1700年），蹒跚起步的世界均勢（西元1700—1850年）到西方的興起，全球範圍的世界主義成形（西元1850-1950年）。
世界主義可視為全球化的思想基礎及最後歸宿。全球化一辭誕生於晚近，但其現象卻可追溯至中古，甚至上古。如果說全球化與人類的文明發展同步邁進亦不為過。概括言之，從兩河流域文明形成，腓尼基文化的傳播，波斯帝國的建立，希臘亞歷山大的遠征直至印度河流域，羅馬帝國的擴張，基督教與伊斯蘭文明的對抗，中國漢唐時期與西域的互動，絲路的興起，蒙古大軍西征直至東歐，明鄭和七下西洋遠至東非（甚至更遠），到大航海時代殖民主義的肆虐，乃至於西方的興起更加速了全球化的速度。進入20世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區域合作應運而生和電子科技及運輸工具的突飛猛進，逐漸讓距離縮短，世界變小形成地球村（Global Village）。
瘟疫與人的相關研究過往並非世界史的主流，但晚近逐漸成為顯學。以前較為人忽略的歷史面向透過麥克尼爾生動的筆觸忠實呈現。蒙古帝國大軍西征時，染病的老鼠及跳蚤搭上順風車，躲在騎兵軍隊的鞍袋和糧草兵穀物中，讓傳染病菌突破大漠荒原及長河高山天然屏障，傳播至被征服之地。
同樣，在歐洲人所謂登陸新大陸「征服」美洲時，絕大部分的原住民並非死於戰火，而是白人帶來的疾病。天花、麻疹及流感等「致命武器」，讓文明的擴張更為迅速。「被征服」的族群，往往在物質或者精神上承受沉重打擊，「以致在信仰上作出徹底改變，甚至造成社群內部瓦解。」
分離主義只會弄巧成拙
如我們理解全球化事實上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就應該以全球化的視野來面對新冠疫情。經驗告訴我們，最有效的抗疫行動還是基於務實的態度、透明的資訊、合作的精神、專業科學的方法，才見成效，任何單邊主義、孤立主義、閉關主義、分離主義只會弄巧成拙，自誤誤人。
抗疾是如此，其他經貿、財金外交活動亦然。2020年分離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兩大「先進國家」都栽了大筋斗。美國抗疾行動荒腔走板，橫蠻的貿易戰未先見其利，反重創自己。
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一開始居然想採用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政策以致延誤了抗疫的寶貴黃金時刻。另外歹戲拖棚談判4年半方達成的脫歐協議，正式讓英國邁向一個未知而孤立的未來。
夜闌人靜準備熄燈之際，路透社突然迸出一條特別新聞，怕會影響本文的「嚴肅」調值。
對不住，我還是忍不住笑了——約翰遜的父親Stanley Johnson宣布入籍法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