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962）與紐約的緣分真非尋常。其間大約分三階段：第一，1915年-1917年他由康乃爾大學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到獲得北京大學教職。第二，1942年-1946年辭駐美大使一職，遷居紐約到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第三，1949年-1958年中原鼎革之際奉命赴美遊說失利而後「蟄居」紐約，直至返台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可見紐約一城在胡適不算長的生命裏扮演何等角色。
相信一方面是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和約翰·杜威教授對他的特殊意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堪稱「世界首都」的紐約自然散發的無窮魅力。
限於篇幅，本文先着墨第三階段。當時他住在上東城（Upper East Side）東81街104號5樓H室。他的夫人江冬秀女士已於1950年依親赴美同住。
這段時間胡適給人的印象多是「淒淒惶惶」、「窮困潦倒」、「有志難伸」甚至「喪家之犬」等，想多是受學者書生騷人墨客文字之誤。
但印象終歸是印象。有如欣賞印象派大師塞尚或莫內的名畫，近看則有了不同光景。更何況胡適那段時間有幾次回台，充分保持「重臣」形象。
張愛玲拜訪她的偶像胡適
張愛玲則於1955年辭去香港美國新聞處的工作，同年秋天搭船到舊金山再轉火車至紐約和她的錫蘭好友炎櫻會合。
才11月，張愛玲就拉着炎櫻迫不及待的去拜訪她的偶像。
這之前張與胡已有一年多的文字交流，起因於張主動贈書，胡適覆函後，兩人遂成「文字之交」。
張愛玲如此描寫她和胡適的「人生最好初相見」：「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裡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曬着太陽，我都有點恍惚起來，彷彿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着眼熟得很。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
這一段敘述恐難令現代香港人相應共鳴。大才女寫人直入靈魂深處，寫情深入骨子裏面，因見她的「神明」卻怕有些恍惚。我且為她解畫。她當時腦海裏浮現的場景應該不是普通的香港公寓，而是香港大學的早期建築如本部大樓（Main Hall）或馮平山圖書館，甚至是她在港大就讀時所住的寶珊道上的聖母堂宿舍。或許再定神，她會覺得那門洞大過倫敦唐寧街10號哩。
需要說明的是，上東城是紐約的高級住宅區。雖然比不上華府的大使官邸雙橡園，但附近緊貼大都會博物館，又有不少名人寓居。譬如宋子文以及後來的賈桂琳·甘迺迪都住鄰近。我學生時代常來往70街的亞洲協會與82街大都會博物館之間，故知之甚詳。
不多久張愛玲搬到上西城（Upper West Side）的救世軍（Salvation Army）宿舍。
按文字記錄，張愛玲訪問過胡適兩次，胡適回訪一次。未知汝等使用什麼交通工具，如果是步行就太好了。這段由城東胡寓到城西救世軍的路我私下稱之為胡張路。走過大都會博物館再穿越世界聞名的中央公園，環湖信步，鳥語花香，雲卷雲舒，不知不覺出了公園，再數條街就輕鬆抵達，不亦快哉！
喪家之犬
至於「活在別人歷史裏」的大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的敘述，倒真的有點引喻失義，唐突大師。「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後我總算把他找到了。可是當我在車內已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
所謂喪家之犬，語出《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最令人玩味的是為何孔子遭罵反而欣然而笑。原來是該鄭人用的是中華文化中上乘語法，實褒虛貶或大褒小貶或寓褒於貶。先用四大聖人相比，夫子已心頭快慰，落難之時不重「形狀」，何用計較。祇是喪家之犬的典故兩千多年以下漸成為完全負面的貶義辭。難怪多位學者專家「口誅筆伐」，讓唐德剛最後不得不為文「我犯錯了，並無解說」道歉。
《胡適雜憶》原是唐德剛教授在撰錄《胡適口述自傳》之餘，「打算自寫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筆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牽惹到的無數問題與糾葛，幾乎無所不談，談無不痛快，一寫就是一、二十萬言，結果「頭」大不掉，不能印在書前，序文成了專書，獨立出版。」
當然這並不影響《胡適雜憶》受讀者歡迎的程度。祇是這「犯錯」後來以訛傳訛，難免令胡適在紐約的生活失真。
倒是有句話唐德剛說得中肯：「胡適之的確把哥大（哥倫比亞大學）看成北大（北京大學），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自然，1957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長人事定案，聰明如胡適幾個月之後就束裝回台，如魚得水，展布長才，渡過他最後的學術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