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新亞書院前院長、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教授應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的邀請，11月7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演講，講題為「談中國近代史書寫：重讀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1895─1965）為民國著名學者暨外交家，學術和政治是他畢生的兩大志業，治學方面，因其後半生投身於政治，無法完成其史學上的大願，但其僅有5萬字的《中國近代史》，卻成為傳世之作。金耀基教授的演講以這本《中國近代史》為中心，分享對蔣廷黻其人、其書的看法。
國史教育中心校監丁新豹教授表示，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寫他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看法，可謂字字珠璣，其中有幾句話令他感受很深，第一句是「……戰敗以後而仍舊虛驕……或是服輸不圖振作，不圖改革……那就不可救藥了」；第二句是「在近代的世界，敗仗是千萬不能打的」，因為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到1861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再敗，20年過去了，才有所謂「自強運動」，戰敗國之悲慘可見一斑。
蔣廷黻思考如何建立中國現代文明
金耀基教授在演講中指出，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在1938年首次出版，距今已經82年。這一年正值七七「蘆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的第二年。「最近有書局要重版，邀我為之作序。我寫了。這個序也收錄在我最近出版的新書《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探索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中華書局，2020）。」
他指出，蔣廷黻說的「近代化」（現代化），目的不僅為了國家富強，最終是要思考如何建立中國的現代文明。因為過去的中國是農業文明，現代化後是工業文明，現在是工業文明後期（科技文明也是工業文明）。這是兩個不同的文明轉變。因此，現代化的目的，是建立中國現代文明秩序。
這位85歲的社會學家指出，《中國近代史》出版時，正值國家遇到大危機的時代，因此這本書寫的不僅是過去百多年的歷史，也談到中國未來的發展。書中認為中國是有前途的結論，在抗戰初期發揮了振奮人心的作用。
出版了《中國近代史》之後，蔣廷黻便沒有再寫歷史書了，因為他參與到國家的外交工作上去。金耀基教授認為，蔣廷黻一生的志業，可以分為兩部分，「一個是學術的，一個是政治的」。
「1935年，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加入國民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1936年至1938年任駐蘇聯大使，一生關注民國的外交事業。1938年回國，當時陶希聖、吳景超和陳之邁決定編輯一套《藝文叢書》，每冊 3 萬到 6 萬字，邀請蔣廷黻寫一冊，他只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寫成了5萬字的《中國近代史》。」
從1938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蔣廷黻沒有一天脫離國民政府公務人員的行列，因此沒有時間執筆寫歷史。1945年，國民政府成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蔣廷黻任署長，李卓敏（後來的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任副署長。不久，又獲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任內提出「控蘇案」（控告蘇聯違反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最為著名。該條約終在1952年2月25日廢止。
1961年11月，蔣廷黻改任駐美大使，兼任駐聯合國代表。他原想退休後回到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繼續完成中國近代史的巨著。可惜1965年退休後，同年病逝紐約，沒能達成回到學術界的願望。因此，這本只有5萬字的《中國近代史》便成了蔣廷黻的代表作。
蔣廷黻早在清華大學的時候，就打算花十年時間，寫一本中國近代史。他為1949年版《中國近代史大綱》撰寫的〈小序〉中表示，「（1938年）我在漢口的那幾個月，身邊圖書雖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機把我對我國近代史的觀感作一個簡略的初步報告」。因此，金耀基認為，《中國近代史》是蔣廷黻「厚積薄發」的牛刀小試。
他指出，蔣廷黻之前，中國沒有所謂近代史。因此他被譽為是近代中國研究「一個開山的人」，其收集大量歷史檔案、找尋原始資料做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觀念，開創了新的風氣，將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新的境界。
除了《中國近代史》，蔣廷黻還著有〈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琦善與鴉片戰爭〉等文章。
金耀基說，蔣廷黻是第一個肯定李鴻章是十九世紀同（治）光（緒）年間最大政治家。
蔣廷黻認為，「西洋在中古（時期）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面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但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令西方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金耀基指出，「孫中山革命時還沒有nationalism，即使排除了『天朝』觀念，亦只有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八年抗戰強化起來的」。
蔣廷黻提出：「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 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中國「近代化」的4個救國救民方案
能不能夠現代化，是大哉問。《中國近代史》一書提出中國「近代化」的4個救國救民方案：
「第一個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可惜，自強運動進行得不徹底，第一次國防近代化功敗垂成，金耀基指出，1895年甲午戰敗，是整體管理水平的不行。
「甲午以後，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救國救民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的主旨是要變更政治制度，最後達至君主立憲。金耀基一語道破君主立憲行不通的原因：皇帝是滿人，慈禧死後，內閣又是滿人，但當時革命黨的口號已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蔣廷黻又指出，「拳匪（義和團）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的方案」，不過，金耀基並不同意這個觀點；慈禧太后對洋人恨之人骨，而載漪、剛毅等清朝重臣竟相信義和團「神功護體，刀槍不入」，慈禧主動向八國聯軍宣戰，最終簽訂了《辛丑條約》，賠款4.5億兩，超過當時中國3年GDP。蔣廷黻也坦言，「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拳匪的慘敗是極自然的」。因此，金耀基說：「史識太重要，沒有不行」。
蔣廷黻提出的第四個方案，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金耀基解釋為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國政分三階段，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革命政黨掌政後，要有「退場機制」。
按當時民國的語境，蔣廷黻給了《中國近代史》一個樂觀的結語：「目前的困難是一切民族在建國的過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們謹守中山先生的遺教， 我們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一個「初步報告」竟成了傳世之作，相信是蔣廷黻始料不及的。然而，如果沒有深厚的史學功底，沒有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長期積累，沒有對近代史近 10 年的整體思考，蔣廷黻怎麼能在圖書資料匱乏的情況下，以不足三個月時間寫成此書呢？因此金耀基說，《中國近代史》是蔣廷黻「厚積薄發」的牛刀小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