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愈來愈多的國家和地區再次面臨政治的激進化。各種激進政治運動的訴求不一，運動形式也不一樣，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有自上而下的專制方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在西方，有反全球化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反資本主義的街頭運動（希臘）、獨立運動（蘇格蘭公投）等。
在中東，舊的權威政治體制解體後，往往是失敗國家的降臨，出現了各種極端的宗教政治運動，甚至恐怖主義運動，最顯著的就是伊斯蘭國組織（ISIS）的崛起。在拉丁美洲，由左派或右派政治勢力主導的各種激進運動交叉進行。在亞洲，有台灣學生的「太陽花運動」，香港泛民派的民主化運動，和各種形式的反中運動（既反共產黨，也反大陸）。
泰國長時期的政治抗爭儘管以軍人再次掌權告一段落，但問題仍然存在。很多經濟社會發展低度的國家（如緬甸和柬埔寨）的政治也在激進化。中國的政治激進化因素，在近年來也在急劇增加，只不過是政府仍有能力掌控局勢。印度儘管被視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但現代化、經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正在劇烈地改變着其社會經濟基礎，也面臨激進政治的壓力。
構想政治或社會烏托邦
儘管激進政治花樣繁多，但對其組織者來說，本質幾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於組織者對現實的不滿，而去構想一個政治或者社會烏托邦，並且相信通過動員同樣抱有不滿的社會成員的政治運動方式，把烏托邦轉型成為現實。
激進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會有激進政治，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政治生活的內在部分。不用看類似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激進政治，光看上個世紀以來所發生的激進政治，就足以看到烏托邦政治所能造成的結果了。上個世紀以來所發生的激進政治，既包括通常中國人稱為「左」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包括被視為「右」的「民主化」。今天的激進政治的結果要到未來才能知道，但看看過去激進政治的結局，或許會得到很多啟發，因為歷史上的激進政治都會有類似的結局。
可以借用剛出版的三本涉及激進政治的書來討論這個問題。第一本是著名馬克思或者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另兩本是反思東歐共產主義解體後的政治狀況，包括前捷克總統哈威爾（Vaclav Havel）的好友米切尼克（Adam Michnik）所著的《歷史的麻煩：道德、革命與反革命》（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Moral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和另一個學者馬蒂雅（Elzbieta Matynia）所編的《一個異乎尋常的時代：哈威爾與米切尼克的對話》（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aclav Havel & Adam Michnik）。
霍布斯鮑姆是上世紀到本世紀初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兩年前以95歲的高齡去世，本書是他去世之後出版的集子。他經歷了共產主義革命和西方的各種變革，最有資格來反思他那個時代。這本書和他的其他學術性歷史著作不一樣，表述的更多的是他對他那個時代政治的看法和反思。霍布斯鮑姆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一生享受着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但同時他一生中也非常同情甚至支援共產主義，包括史達林版本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理想，對史達林的激進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態度。他不相信西方由少數精英主導的政治能夠持續下去，因此認為蘇聯式的大眾政治是一個出路。不過，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表明蘇聯式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破滅。另一方面，儘管霍布斯鮑姆享受着西方精英資產階級的文化，但對此也是非常不滿，而傾心於平民文化。不過，他也深切感受到西方大眾消費文化的痛楚，因為大眾文化的出現，使得其一直享受的精英文化迅速消失。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明天預告：激進政治造成相反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