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咸街里：「貨通南北、金融東西」的起點

本書主題為「文咸街里：東西南北利四方」，乃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嶺南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部聯合舉辦，香港歷史博物館協辦，於2019年12月8至29日連續四個周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舉辦的公開講座系列之結集。名如其意，這個主題的探討焦點，並非單單是西環及上環之間的街道——文咸街（Bonham Strand），而是與之相關的東西南北方，既有環繞此街道東西南北所形成的社區生活、人文風景，更有其所連結或幅射的東西南北商業貿易、金融網絡與國際關係，以及由此揭示香港能夠崛起成為全球貿易轉口港所曾發揮的「貨通南北、金融東西」功能與角色。

到底文咸街與周邊社區，乃至於東西南北商業貿易活動，以及連結南洋、新舊金山，甚至全球的多方網絡始於何時？是怎樣逐步形成的？當中又有哪些鮮為人知、起落跌宕的傳奇故事？要回答這一連串問題，追根究底，要由香港第三任港督文咸（Samuel George Bonham，又譯般咸、般含、文翰，任期1848-1854）在位期間一場大火說起。因為這場大火，衍生出香港第一次大規模填海，誕生了文咸東西街、永樂街及三角碼頭，造就了日後人流如鯽、熙來攘往、商貿活躍的景象，改變了香港的城市面貌。

香港首次移山填海

這場發生於1851年12月28日的大火，是香港開埠十年以還最為嚴重的。由於當時乃風乾物燥的季節，而災場地點是開埠後闢作「下市場」（Lower Bazaar，即現今蘇杭街一帶）的商業地段，房屋極為密集，貨物堆積，通道狹窄，加上那時的救火設施落後及水源不足，拯救極為困難，令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受災面積以火頭所在的蘇杭街為中心，向東燒至威靈頓街，向南蔓延至皇后大道，向西達摩利臣街，而向北則靠近岸邊的海旁，[1] 造成了嚴重的人命傷亡與財物損失。

災後不久，港府着手重建工程，並決定利用燒毀的頽垣敗瓦混合山丘沙石填海造地。這個連消帶打又一石二鳥的方法，既能加快重建災區，令下市場一帶再現商業活力，又紓緩了香港開埠以來一直土地不足發展的問題。具體地說，較容易的首期工程於1857年完成後，新開闢的土地成了乍畏街（即現今蘇杭街）、文咸東街，接着第二期工程約於1868年完成後則發展成文咸西街、永樂街，以及海旁碼頭等基礎設施，而文咸東西街的命名，自然是為了紀念港督文咸應對有道的貢獻。[2]

在那個技術及工程設備等都沒有今天先進的年代，到底那時的填海方式有何特別呢？據政府檔案披露，那時填海工程採取了「堆石法」，這種方法與現代「垂直海堤」建築法相若，[3] 條件當然是要有大量石材。曾被英國殖民地者形容為「滿山頑石」的香港，則不缺石材，而且還有大量工資不高卻又刻苦耐勞的打石工人，而那些較易開採的石材主要來自醫院道的山丘，可謂因利乘便，所以有了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移山填海的龐大工程。

由於該區在香港開埠伊始已闢作商業區，又靠近碼頭貨倉，有了新填海地皮且發展了文咸東西街與永樂街一帶後，自然更加吸引經營東西南北百貨、大小商賈與內外資金的陸續匯集交往，除了廣府人，更有潮州人、福建人，當然還有不以地域劃分的客家人先後到來，令文咸街一帶變得成行成市，商貿更為活躍，經濟愈趨繁榮。日後，該區店舖生意如何、人流多寡，不但被視為測度香港經濟表現的寒暑表，亦成為牽動各行各業發展的生命線，當然亦滿足了千家萬戶每日三餐起居飲食的不同需要。

然而，隨着科技日新月異，社會不斷發展，尤其是中華大地及世界局勢出現一浪接一浪的巨大變遷，令香港這座本來依賴轉口貿易生意、扮演連結華洋中外西東角色的國際商業城市，無論在城市建設、商貿布局、交通網絡、經濟結構、金融系統、社會體制及人口規模等等，均經歷了前所未見的連番轉變；至於文咸東西街、永樂街、蘇杭街，甚至是海旁一帶碼頭等，不管是人與物、情與景，早已斗轉星移，令人不禁興起今昔大不同之嘆。

今時今日，社區中的一舖一店、一物一貨、一舉一動，雖然仍是繁榮香港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仍然豐富了普羅民眾的日常選擇，街道上的那股味道、那種氣息，仍是那麼讓人熟悉，亦能讓人感受到商業脈搏的跳動，但走過一個多世紀以來，滄海桑田，往日無數家族在那裏憑藉「貨通南北、金融東西」商業網絡和人脈關係而叱咤一時、馳騁中外商界的情景，已經有了巨大變遷，唯他們留下的足跡，則仍令不少人念念不忘，本書的不同章節會逐一細說。

本書由四個部分——「文咸乾貨的國際聯繫」、「回眸海港的繁華盛景」、「顯赫人物的歷史足跡」、「華商崛起的經貿網絡」——組成，以多元立體的方法展示文咸街內部發展、對外聯繫及文化沉澱等方面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轉變，藉此說明香港闢作國際商埠以後一路走來的不凡經歷與挑戰。

文咸乾貨的國際聯繫

在第一部分的「文咸乾貨的國際聯繫」，黃紹倫教授、張展鴻教授和余昕博士分別就樟腦、海味和燕窩講述了文咸街的故事：

台灣盛產樟腦，其用途極廣，曾先後用以製作醫藥、香料、軍事物資及人造塑膠等，出產的樟腦曾佔世界產量四分之三。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期，台灣樟腦在香港集散並轉口到世界各地，不少外資洋行均有涉足，興旺一時。但台灣日治時，日本政府大力扶持日商，削弱台港連繫，銳意發展台灣為東亞貿易中轉站，與香港分庭抗禮，香港華商生意大減。到了二戰後人工樟腦的製造技術成熟，天然樟腦漸成夕陽工業。黃紹倫教授在〈台灣樟腦：興旺一時的台港貿易〉梳理了台港樟腦貿易發展的歷史，深入透視兩地商業關係，以及當中興衰的地緣和鄉緣角力。

19世紀中，南北行借助泰國海外華僑網絡，促進各式海味入口香港，再與亞洲各地華人社會貿易。今天，上環依然隨處可見海味入口商、批發商、零售商，以及新式小型海味超市，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乾貨，如日本鮑魚、印尼海參、孟加拉鹹魚、中國大陸的中藥材，也有本地蝦醬、陳皮、魚肚、人參和燕窩等。張展鴻教授在〈回味無窮：海味乾貨的時空之旅〉以源於上世紀20年代日本人文學科的考現學，通過組織性地調查及分析空間和時間，理解香港現代社會海味乾貨的飲食文化。

華人飲食中的燕窩是晚期中華帝國、近代世界體系，以及華人貿易網絡三重體系的產物。燕窩商貿一方面是以歐洲為中心、資本主義生產為方式的近代世界體系產物；另一方面，也可以中醫宇宙觀所代表的類比邏輯去理解；同時，燕窩商人的商貿經歷亦帶來了感官實踐。余昕博士在〈融會貫通：燕窩商人的歷史體驗、身體感知和價值轉譯〉，講述燕窩商人如何在這些多重世界之間選擇和遊走，並展開了他們在香港歷史當中豐富的文化複合性。

回眸海港的繁華盛景

在第二部分「回眸海港的繁華盛景」，容世誠教授、鄭宏泰博士和鄭心翹小姐探析了太平戲院、永樂街碼頭以及「香港金王」胡漢輝的昔日光輝：

創建於1904年的太平戲院，樓高三層，設1000多個座位，是當時香港規模最大的戲院之一。它坐落在皇后大道西「龜背」小山崗，曾經是港島石塘咀區的顯著地標，見證了香港粵劇的榮枯起落。容世誠教授在〈戲夢舊憶：粵劇史上的太平戲院〉，根據香港的博物館所藏之太平戲院文物，闡述從清末到二戰後的太平戲院在香港娛樂文化史上的地位。

由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40年代，位處永樂街西端盡頭的永樂街碼頭（俗稱「三角碼頭」）客、貨船務頻繁，是港澳兩地的重要連結。當中省港澳輪船公司曾在此經營船務，不少港澳顯赫華洋巨商與家族如庇理羅士、遮打、李陞、何東、羅文錦、紐璧堅、布力架及李子芳等，都曾是該公司的領導或股東，見證了兩地航運業的起落興衰。鄭宏泰博士在〈昨夜的渡輪上：曾經作別的人和事〉一文，從碼頭、企業、家族和旅客說起，探討港澳的互動如何隨着兩地發展而演化，訴說穿梭港澳「昨夜的渡輪上」的唏噓變遷。

胡漢輝於50年代創立利昌金舖，執香港黃金業牛耳，鼎盛時每年可鑄造市場七成以上的金條，故被譽為「香港金王」。70至80年代他牽頭成立金銀證券交易所，又推動四間證券交易所的「四會合一」，而由於深受中英雙方信任，更被推舉為香港聯合交易所的首任主席，可惜在聯交所未揭幕時因病去世。鄭宏泰博士和鄭心翹小姐在〈文咸東街的金光：胡漢輝的金股齊鳴〉，從胡漢輝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展現他在香港黃金和證券發展擔任的重要角色，揭示他點石成金的「魔力」所在。

顯赫人物的歷史足跡

在第三部分「顯赫人物的歷史足跡」，冼玉儀教授、丁新豹博士和尹耀全博士分別探究了譚亞才、李陞家族和馮平山的不凡經歷：

譚亞才是香港開埠初期的風雲人物。他樂善好施、輕財仗義、興辦義學、創建文武廟和廣福義祠，為人排難解紛。本是承建商的他擁有大量土地，又善用商機：加州發現金礦後，投資客、貨船務，經營雛形的金山莊。他更曾在港出資購買洋槍，在故鄉訓練鄉勇擊退「客匪」。冼玉儀教授在〈叱咤風雲：譚亞才與早期香港〉中以譚亞才的風雲事跡，講述香港初期的歷史面貌和網絡連結。

李陞家族是香港19世紀最財力雄厚的望族之一，初期從事出口華工、鴉片、錢莊和地產貿易。1854年，李陞從新會逃難到港與兄長會合，兩人成立金山莊和興行，主力從事美國的出入口貿易，也是最早包船運載華工往加州的華資莊號。李陞又獨具慧眼投資地產項目，於上環和西區購入大量土地。其後，他的兒子李寶椿專注紡織業及投資地產，也熱心教育。丁新豹博士在〈十九世紀首富：李陞家族初探〉一文從李陞家族講起，細說這個望族故事和香港早期華商的崛起。

馮平山，廣東新會人，生於1860年，以商業起家，1910年前後移居香港，創辦兆豐行，又涉足金融、地產等行業，為20世紀初香港的華商領袖及慈善家。他晚年將生平要事成書《馮平山自記》，旨在「為家人告，亦庭訓之意也」。尹耀全博士在〈殷實商人：馮平山談馮平山〉文中引用該稿件，簡述馮平山的一生和他的營商之道。

華商崛起的經貿網絡

在第四部分「華商崛起的經貿網絡」，蔡志祥教授和周文港博士分別研究了乾泰隆及元發行，以及南北行公所的發展軌跡：

乾泰隆和元發行是香港最老字號的南北行，它們自19世紀末已經發展了跨地域而多元的貿易網。蔡志祥教授在〈聯號與商業網絡：清末民初的乾泰隆及元發行〉一文嘗試透過企業結構和生命史，探討關係網絡的可塑性和可變性，並透過比較兩個企業的命運來考察：一、家族內部結構的變化與企業結構變化的關係；二、華僑商人和故鄉的關係從家庭演變到宗族時，如何影響企業的網絡發展；三、外在環境對企業貿易關係的影響。

香港對現、當代中國從來重要，在於她一直是南中國以至新中國初期的幾乎唯一對外門戶；當中，150年前更已有「南北行」這個貫通南北中外的優美統稱。為了維持港英時期在港華商的行規和社會關係，1868年南北行商人合議成立「南北行公所」，後曾一度稱為「南北行商會」，成為第一個具有影響力，並且是運作至今、歷史最悠久的華商商會。周文港博士在〈華商第一：百五年來南北行公所與香港發展〉一文，展示了150年來南北行公所緊守「崇道義、守商德、訂條規、立行例、排紛爭、解疑難」的宗旨，不但是一項重要的商會或者行業發展史，更見證香港整個經濟、社會和政商關係變遷。

當然，發生在文咸街的人和事不止於以上各篇章，還有很多其他物事，實在未能盡錄，我們希望日後能夠再作進一步研究與分享。

注釋：
[1] 何佩然：《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19－20。
[2] 夏歷：《香港中區街道故事》（香港：三聯書店，1989）；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丁新豹：《香港歷史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
[3]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