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將於11月實行與新加坡的「航空旅遊氣泡」，吐氣揚眉了一會。新加坡來港人數多年來只佔總來港人數不足百分之一，對重振經濟杯水車薪。是聊勝於無不刺已破的氣泡。內地來港人數佔百分之八十，以互認健康碼來恢復與內地人流正常往來，才是重振經濟的黃道正藥。
特首早於6月30日便說：「特區政府希望爭取在本周內公布」健康碼，但蹉跎多月，「本周」了4個月，還未落實。這折射了香港面對更嚴重的問題：不是旅遊氣泡，而是整個管治團隊存活在一個政治大氣泡中，管治乏善足陳，卻在無知與短視中沾沾自喜。
習近平最近在深圳特區40周年慶祝大會上說：「深圳廣大幹部群眾披荊斬棘、埋頭苦幹，用40年時間走過了國外一些國際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歷程。」習近平睥睨天下，他口中的「國外一些國際化大都市」當然是指三藩市大灣區和東京灣大灣區的國際大都市，他不會閃爍言辭挖苦香港。但香港人聽到這句「一些國際化大都市」豈可不對號入座，然後羞愧得無地自容。
黑暴和疫情是香港管治的試金石。香港多年來自吹自擂的所謂制度優勢、中西文明的結合、高效的公務員隊伍、專業精神、法治精神，原來都是金玉其外。習近平對深圳經驗的每一項觀察，都可說是對香港的無心打臉。他說：「要自覺站在黨和國家大局上想問題、辦事情。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推動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確導向。」
香港特區領導精英，一向的心態就是香港的管治團隊和制度遠勝內地；但在黑暴一試之下，香港的管治團隊原來是心頭高、能力低，只懂因循守舊，毫無創新解難能力，毫無「站在國家大局想問題」的心態，更缺看大局的眼界。香港公務員薪酬之高，舉世知名，但原來一直是高薪養愚。
香港處理動亂失敗
去年的動亂，是對香港管治的第一度測試。在持續半年的止暴制亂工作，警隊一直單打獨鬥，其餘政府部門竟然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亂港文宣和偽新聞排山倒海來襲，但政府新聞處卻是輿論零反制，仍像太平盛世一樣閒庭信步，發發新聞稿，然後斥資千萬聘請海外公關公司為香港塗脂抹粉。
學生大規模參與暴亂，搗亂校園，但教育局及學校管理層連起碼的公開譴責都畏首畏尾，遑論穩定少年學子心；不少教師縱容甚至鼓勵學生參與暴力抗爭，但教育局隻眼開隻眼閉放軟手腳；公務員或明或暗參與暴亂，但公務員事務局視若無睹，不作高調果斷處理；大批社工參與反政府活動，違反社工注冊條例，而聘用他們的社福機構全是靠政府資助，但勞工福利局和社會福利署卻零行動。
民政事務局掌管龐大的地區資源和網絡，理應建立和調動地區親政府力量，配合政府工作，但多年來培養的是反政府力量；大批暴亂武器從不同渠道流入香港，但海關並無一早阻截；全城街道被非法貼滿「反修例」標語，食環署卻不主動清理。如此管治，香港豈能不衰敗？習近平強調的深圳經驗：「庸者下、劣者汰」，莫不是對香港管治團隊的嚴厲警示？
再看看大學教資會，每年負責分配逾200多億元給八大院校，是天文數字。教資會在履行這200億元的職責時，有無「自覺站在國家大局上想問題、辦事情」？身處全球政治大變局的大時代，全球各地大學的政策研究所，都為國家出謀獻策。
例如美國有大學研究「中國解體後的管治問題」，國內大學則研究「統一台灣後的台灣管治問題」，唯獨本港大學仍然停留在殖民地時代，只有「中國研究中心」，沿用殖民地的心態，以西方國家眼光去觀察中國，而非與時並進，利用本港大學和歐美的緊密關係，把研究中國的資源，改為投放在協助國家研究歐美的對華政策，例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科技戰之後，會如何打金融戰？
一旦美國對中國和香港進行金融脫鈎，後果如何，香港應如何應對？教資會掌控200億元撥款大權，只需微調研究撥款的優先次序，便可達到「站在國家大局上想問題」的效果。不做便是不及格。
香港的抗疫成績，放在國內，早被問責
新冠肺炎對香港管治的測試，同樣是不及格。國家在如何防控和清零，不但作了清楚示範，還派專家隊伍來港協助。但香港連最基本的規定公共交通服務員、教師團隊、飲食業人員等接受測試，亦做不到，畏首畏尾，聽從醫學會為私營醫護界的私利而提出所謂「連醫生都無權強制病人做測試」的連篇廢話。
正如醫生無權強制市民戴口罩、醫生無權強制市民社交距離、醫生無權規定吃飯最多六人一檯，強制測試與醫生權力無關，是負責任的政府做出負責任的公共衛生規定。不作為便是不負責任。香港的抗疫成績，放在國內，定必早已按「庸者下」而被問責，而香港管治團隊卻還自我陶醉於政治大氣泡內。
原刊於零傳媒《獨家》微信帳號，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