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父親雖然鮮少談論政治，但心底十分愛國

（編按：上世紀80年代曾倡議成立香港大學博物館學會、積極推動校內藝術文化發展的香港大學前校長王賡武教授的夫人林娉婷女士，今年8月在新加坡逝世，消息傳來，港大仝人深表哀悼。本文是王賡武教授回憶錄上卷《家園何處是》的序言。）

父親名叫王宓文，字藝初，他對自己的事緘口不提，也不談王家的事，而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向父親問起他的青年時代。我對父親成長過程的了解均來自母親之口，母親對王家的好奇心驅使她把故事一點一滴拼湊出來。父親1903年生於泰州，1911年10月10日他和父母都在武昌（今武漢），那天爆發的革命最終推翻了滿清皇朝。當時在武昌做生意的一位廣東朋友幫助王家九死一生地逃離武昌，回到泰州。我的祖父王海山（字允成）無望在政府謀得職位，轉而投身商場，經朋友介紹到銀行工作，不過在商界似乎不太順遂，之後又找了其他工作，但也沒有做出什麼成績。

父親之前在泰州時已開始讀書。他的叔祖父王宗炎（字雷夏）是當時的一方大儒，父親十分景仰叔祖父，因此就教於其子王冶山在武昌的學塾。父親在武昌學習經典，接受叔叔的指導，叔叔督促他熟習重要的儒家典籍，鼓勵他寫作古文，並教他賞鑒最出色的詩作，上自《詩經》，下至唐宋名家。父親師法叔祖父，學習顏真卿的顏體書法，之後又學古老的篆書。父親勤練篆書，從不間斷，我記得小時候每晚飯後都會看到他練字。除此之外，父親也推崇家人鍾愛的六朝文學，終其一生都以六朝風格作詩。

到父親12歲時，家裏認為父親的古典造詣已經足夠。回泰州之後，他進了當地一所現代新式學校，鑽研英文和數學，兩者對他都是全新的科目。2010 年9月，我和家人一起參觀父親的母校，學校向我介紹官方校史，我發現過往教師裏有好幾個王家人的名字，父親也名列其中，1925年父親剛從大學畢業時曾在此短暫執教。

父親對我的教育確實十分開明

從泰州的學校畢業之後，父親獲得一筆獎學金，可以進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同年該校改組為國立東南大學，即國立中央大學的前身，也就是父親之後決定要我就讀的大學。父親在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和教育，大學當時的校長郭秉文曾經赴美深造教育哲學，就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保羅‧孟祿（Paul Monroe）等學者。郭秉文校長邀請這兩位學者來此講學數月，讓國立東南大學以全國最進步的教育中心之姿聲名遠播。

父親說起郭秉文時語帶崇敬，他說郭校長延聘同為哥倫比亞大學校友的陶行知來領導教育學院。據父親說，陶行知引介了當時急需的教育方法革新。父親常常告訴我他受杜威之啟發有多深，杜威是陶行知的老師，將教育哲學最新潮的觀念傳授給中國整整一代的老師。我不知道父親在中國和馬來亞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年輕教師，但我知道1959年他擔任柔佛州新山寬柔中學的校長時，實踐了他自由主義的主張。他在引進教與學的方法上饒有貢獻，為學校贏得美譽，至今不墜。

就我而言，可以說父親對我的教育確實十分開明，賦予我極大的自由，可以開心上學，讀想讀的東西。這點常引起母親擔憂，母親覺得我的生活需要多點規矩，但父親極力避免讓我接受他自己不得不經歷的那種傳統教育。中國遠在他方，即使父親真的想讓我接受傳統教育，恐怕也困難重重，不過，父親實踐了自己的信念，選擇送我去上英文學校，現代教學方法正在英文學校裏漸漸站穩腳步。

父親的愛國情懷來自大學時代的經驗

父親當年之所以選擇念英國文學，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對中國文學的認識已經足夠，需要轉而多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做這個決定時深知國立東南大學以漢代之後的文學見長，擁有許多優秀學者，尤其專精於他鍾愛的六朝，而他對六朝詩的愛好始終不減。父親轉向英國文學後，特別關注詩歌的發展。他受教於曾留學哈佛的教授，像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學生吳宓，後者將比較文學這個領域引介至中國。回憶起英文系的學生時光，父親滿懷情意，遙想一位年輕的美國教授羅伯特‧溫德（Robert Winter），溫德教導他莎士比亞、彌爾頓、蒲柏和浪漫主義者（主要是華茲華斯和柯立芝）的詩作，還告訴他中國對艾茲拉‧龐德詩作的影響。這些都讓他心中的浪漫面向更加堅定，我認為他也深受溫德自由主義理想的影響。一邊是養育他的傳統，另一邊則是英國文學為他開啟的想像世界，終其一生，這兩者的衝突始終存於父親心中。

長大之後，我開始了解，父親雖然鮮少談論政治，但心底十分愛國。我認為他的愛國情懷來自大學時代的經驗，以及他對華南國民革命軍的欽佩：軍閥割據中國，致使中國無力抵禦外侮，而國民革命軍最終推翻了軍閥。國民政府發動北伐，1927年拿下南京，終結了荒廢的十年；在北伐之前，父親就已去國到南洋執教。畢業後他的確曾在泰州教過一陣子書，後來又任教於南京的鍾南中學，在南京期間，他受到鼓勵前往東南亞，教育南洋華僑的孩子。

父親熱心支持華僑教育，在新加坡的華僑中學展開新事業。他在新加坡得知陳嘉庚的慈善工作，包括幾年前陳嘉庚出資創辦廈門大學。父親後來告訴我他開始讀林文慶的著作，林文慶是新加坡的土生華人（Peranakan Chinese）知識分子，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父親讚賞林文慶能將西學素養和對儒家規訓的信念相合璧的才學，尤其欣賞林文慶翻譯的楚辭《離騷》（傳為戰國時期知名楚臣屈原之作）。林文慶能夠識認詩中提及的諸多草木花卉，也令父親嘆服。

父親也到馬六甲教書，任教於培風中學。該校由當地社群的頭面人物創立，其中一位創辦人之子沈慕羽是父親最喜愛的學生。沈慕羽後來成為教育領袖，熱烈支持父親在寬柔中學的工作，是戰後和馬來西亞獨立後推動華文學校發展的關鍵人物。

父親剛到馬來亞的頭幾年單身未婚。不過到了1929年，他獲聘為華僑中學校長，這是荷屬東印度爪哇島泗水的第一所華文中學。現在他的收入足以負擔成家所需，於是他回到家鄉泰州拜見祖父母，迎娶了母親，這是祖父母為他選擇的對象。祖父沒有工作，家裏十分窮苦。考慮到家人生活拮据，父親在外賺取的收入十分重要，因此婚禮之後他並未久留，迅速帶着妻子一起回東南亞。

和英屬馬來亞的華人不同，爪哇多數華人都在當地出生，而且大都已有數代僑居海外。荷蘭人和印尼人（爪哇人）對待土生華人的態度也和對待新移民的態度迥然不同。在爪哇，政治忠誠錯綜複雜。荷蘭人多年來教育土生華人把眼光投往西方，但新移民卻緊逼所有華裔都要愛國──愛中國。與此同時，年輕的印尼民族主義者堅信人人皆應效忠他們即將建立、後來被稱為印尼的新國家。華文中學身處這種種狀況下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找出答案就是父親的任務。

在泗水以及後來在怡保，我們與非華裔的人，還有客家人、廣東人、閩南人和其他華人住在一起，在他們眼中，我們有點奇怪。父親是老師，因此大家對他總是恭恭敬敬；至於母親，儘管也受到大家善意相待，她卻覺得應該盡早回中國為上，以免日久兒子完全迷失了自己的身份。

父親樂觀得不可思議

父親也和母親一樣擔心，認同我們應該早日返回家鄉，不過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父親樂觀得不可思議，相信他可以傾囊把真正重要的中國教給我，也就是古典文學和儒家思想的中國。父親似乎認為，只要能把文化遺產的核心傳授給我，就無需擔心我會走偏，而必定會令我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因此，他一面信心滿滿地送我去上當地的英文學校，一面等待回中國的時機。父親欣賞英國文學，但他自己是從少年時期才開始學英文。他認為如果情況許可，應該讓我有機會早點開始學英文。父親似乎相信中英文學底蘊的結合會是個好起點，讓我更能適應現代世界。我注意到母親對此存疑，但還是服從父親的判斷。那個時候，他們大概覺得這不會有什麼害處，因為我們很快就會回中國。

在我7歲那年，日本侵略中國，戰爭粉碎了他們所有的計劃。他們決定留在怡保，沒有料到戰爭會經年不止，更想不到馬來亞之後會遭日本佔領。日軍擊敗英軍後，將東南亞戰線進一步北推，揮軍緬甸和印度，馬來亞的不同社群發現他們的命運在日本統治下天差地別。英國人口調查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分類被日本人利用來支持其分化政策。日本人宣稱馬來人身為本地土著，應該受到保護，免受其他人種侵害。他們鼓勵印度人在日本支持下，為了從大英帝國獨立而戰。華人則被單獨歸類為日本的敵人，或至少不可信任，除非他們願意承認受控於日本的汪精衛南京傀儡政府。有部分華人、少數馬來人、印度人，還有許多歐亞人依舊希望英國能重返此地，他們秘密支持地下活動，但是日本佔領的主要影響仍是讓國內各大種族間的猜疑和不信任更加僵固。

如果我在中國多住幾年，就可以變得更像中國人

我們熬過了戰爭，隨着英國重返馬來亞以及國民政府重返南京，父親母親再一次準備回中國。我們等待啟程返鄉之際，內戰仍在華北繼續，但這並未讓父母裹足不前。當我們終於動身前往中國，這趟返鄉之行已被耽擱了十多年。我進入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就讀外文系。父母叮嚀我要好好努力用功，才能在戰後中國做個有用的人。他們明白我長成的模樣不同於他們原本的希望，不過父親依然樂觀認為念幾年大學，和中國教師、同學們一起生活，就能把這些都彌補回來。母親比較務實，思考我能派上什麼用場。最樂觀來看，由於我擁有外國教育背景，她希望也許我能當外交官報效國家。

最終我在中國住的日子不如父母希望的長久，他們認為如果我在中國多住幾年，就可以變得更像中國人。我轉身離開了向斯大林的蘇俄靠攏、之後更激烈抨擊傳統的那個中國；我既非這個新中國想要的中國人，也非父親所希望的致力於成為「有為有守之公民」的中國人。父親熱愛的中國熬不過上個世紀的種種苦難。父母希望國民黨能夠取勝，也試着安頓下來，在南京展開新生活，然而事與願違。那年冬天，父親病危，父親學校提供的生活條件過於惡劣，母親認定父親不可能在這種狀況下再撐一個冬天，堅持返回怡保。1948年底，在父母動身往馬來亞的九個月後，南京政府的局勢已經無可挽回，我也拋下大學學業和父母一樣回到馬來亞。印尼和越南的獨立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而英國政府1948年決定必須對馬來亞共產黨展開軍事鎮壓，這場稱為「緊急狀態」的衝突於焉爆發。我這個階段的人生於是和戰爭不可思議地密不可分，以至於我幾乎將戰爭視為常態。

《家園何處是》王賡武回憶錄上卷前言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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