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觸發了中國發展及其與世界交往方式的拐點。在這個紛亂之年，中國經濟於前三個月大幅縮水，隨後崛起復蘇，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3.2%。疫情中消費者齊齊由線下轉向線上，需求模式也發生了巨大改變。工作效率類APP（應用程式）新增用戶超3.08億，線上教育領域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預計在2020年達到636億美元的規模。
不過，疫情亦引發了在中國以增長為經濟主導的發展模式下沒能完全解決的社會問題。未來，政府機構將重點完善國家整體的公共議程，而非只關注一兩個垂直領域。在今年6月2日的一場會議上，習近平主席稱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石」，召集衛生領域專家全面改革疾病防控、應急響應、政府問責、醫療保健研究及教育等體系。
在這場全國的公共衛生改革中，「新一代智慧城市」的角色十分重要。政府與企業將利用5G、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先進技術進行決策，優化城市治理。自從2012年第一批智慧城市試點項目啓動以來，全國數以百計的城市已開展智慧城市試點，但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抑制此次疫情爆發仍受爭論。舉例來說，武漢雖是最早試驗智慧城市的地區之一，但自1月底封城以來依然經歷了巨大困難。因此新一代的智慧城市不僅要覆蓋一些特定的垂直領域，亦將囊括公共衛生在內的更多領域，向以人為本的目標演化，而非以科技為本，用可持續的模式解決公共議題。
中國智慧城市的演化
在智慧城市的發展路上，中國已經走了一條不短的路。時至今日，中國的智慧城市發展歷經幾個階段。自2010到2013年，智慧城市的概念在政府與企業中成形，主要以核心數字化技術的工業應用為特點，這些技術包括無線通訊、GPS和光纖寬帶。在此期間，IBM與甲骨文（Oracle）等海外軟件系統集成商主導着市場。
2013至2016年，主要涵蓋了2G/3G/4G的信息及通訊技術、射頻識別以及雲計算得到廣泛運用。設備供應商與集成商蓬勃發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在全國浮現。地方政府與國企、私企及外企合作，交付智慧城市項目。
未來幾年，新一代的智慧城市大多由5G、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等先進技術驅動。公私部門的合作在政府主導、市場為核心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下得以強化；互聯網公司、還有電訊服務提供商、集成商形成了一個新的商業生態。
走向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
新一代的智慧城市應是什麼樣子呢？簡而言之，它將更加以人為本，為提升居民生活而服務。我預期這一轉變將隨政府口中的「新基建」的發生而到來。新基建包含三大方面：其一是包括5G、物聯網在內的信息基礎設施；其二是融合基礎設施，諸如智慧交通與智慧能源；其三是支持研發的創新基礎設施。在新基建的框架下，這些先進技術的商業化將極大地擴展，政府當局將在公共衛生及安全領域進一步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整個生態系統的玩家將一起入局。
運作一個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將基於一個四層模型。最底層是「感知層」，代表基建中的感知系統，它由數據採集設備組成，諸如智能傳感器、攝像頭以及可穿戴設備。再上一層是「網絡層」，包括物聯網、移動網絡以及固定寬帶，用來驅動數據傳輸。「網絡層」之上是「平台層」，利用人工智能與雲計算等技術進行決策。最頂端是「應用層」，它基於感知、網絡與平台層，完全地將智能決策應用在政府事務、公共服務以及工業發展上去。
未來城市將持續由新興科技賦能，這些技術不管是如今還是將來，都已在各領域的創新平台上得到應用。應用領域涵蓋監管、執法、供應鏈、自動駕駛、線上金融、教育、醫療保健、行政與社區生活。
從智慧城市到智慧城市群
國內城市規劃除了以城市為單位之外，中央亦同時進行着區域城市集群 (city clusters) 的設計和執行。最令人矚目的集群包括了長三角區域、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等地區。每個區域都有它的獨特優勢和發展目標，但同時亦需克服不同城市之間原來存在的一些差異。在新一代智慧城市的理念出現之前，事實上在這些區域合作方面，每個城市都已經開始加強互相的協調。新一代智慧城市的概念出現之後為這些區域內的城市建立更強的誘因和動力來加強各方面的合作，如建立相關的標準、行為模式和發展方針。
香港特區在大灣區發展中扮演着一重要角色，而公共衛生亦是香港特區的重要議題。近期香港與深圳和內地其他省市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有所合作。將來，香港可以在大灣區整體規劃中發揮更加重要的角色，新一代智慧城市可以是一有效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