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微調的空間有多大？
美國外交政策在政府換屆之後常常出現調整。老布殊離開白宮，克林頓在南斯拉夫政策上180度大轉彎，就改變了當年美國政府希望確保南斯拉夫統一的政策，確定了南斯拉夫的解體。當然，如今要期望拜登在中國政策上發生這樣的大變化是天方夜譚，但我們可以肯定，拜登和特朗普兩人的外交風格不同。儘管全球現在已經習慣了特朗普的大嘴巴，但是拜登的性格決定了他會更加謹慎地處理中美關係，並給對方留下面子和空間。這遠比特朗普希望一方獨贏，渴望在電視機面前滿面風光要好得多，這還是比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更能讓各方容易防範危機失控的風險。
而這沒有比台灣海峽兩岸可能發生的衝突更好的例子了。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地緣因素就是台灣，如果短期內台灣與中國大陸無法統一，或者希望台灣議題不對中國大陸的全球戰略產生掣肘，台灣至少需要在中美關係裏成為一個「中立」因素。在此次香港問題上，由於北京頒佈了《國安法》，擺脫了在香港問題上極為被動的局面。
然而相比之下，在台灣問題上卻面對美國不斷蠶食「一中」的紅線，而北京似乎沒有任何可以應對的有效戰略。美國衛生部長借新冠肺炎疫情突破了中美建交之後，美國部長級官員從未踏足台灣的歷史，而美國副國務卿有可能很快踏上台灣，就美國與台灣的經濟合作建立新的平台。如今面對捷克參議院議長和布拉格市長訪問台灣，在美國的支持下公然違反「一中」的政策，但北京要顧及歐盟國家的感受，似乎缺乏有效反擊的能力。
其實在香港、台灣問題上，過去幾年裏中國內地的「戰狼」聲音反而讓許多外人更加清楚了台灣和中國的不同。來自中國內地的高管學生在劍橋上課，因為授課教授在講中國市場時，地圖上沒有放上「台灣」，就此向校方提出抗議。雖然老師做了解釋，這只不過是關於中國市場的行銷課程，並且答應更新PPT，但有同學依舊不依不饒，要求老師道歉。我本人也碰上用中國、美國、香港的字眼，有學生提出這是政治不正確，需要用中國香港。其實有多少人可以在用這些字眼的時候如此「嚴格」、「科學」地處理？誰會在平時提到「香港」和「台灣」的時候，特意加上兩個字變成「中國香港」，「中國台灣」 ？
因此全球航空公司、酒店等因為這樣的「敏感」問題必須對香港和台灣的稱謂做出更改，反而令其成為全球沸沸揚揚的新聞事件。即使在哈佛大學這樣的高校裏，授課老師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議，看到亞裔面孔時，都要特意詢問有沒有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生，以便在涉及兩岸議題時不至於陷入無謂的陷阱。
因此，中美台三角關係目前漸漸回到70年代的狀態，但角色互換。即當時美國和台灣有官方的外交關係，而美國的政府官員可以踏足北京。如今則相反，華盛頓和北京有官方的外交關係，而美國官員和台灣官員的正式互動將很可能成為新常態。
當然，與民主黨接近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哈斯就在9月2日在該協會網站也撰文表示，面對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實力和更為攻擊性的舉措，在台海問題上美國需要放棄原有的模糊政策，以確保北京不會貿然對台灣實行武統。但是在這樣的新常態下，華盛頓還會給北京留下多少「模糊」的空間？
以往雙方在台灣問題上中美雙方你來我往，姿態多於實質行動。但特朗普政府裏的鷹派的聲音在大選之後會不斷拉高，而相比之下拜登更有可能接過北京的橄欖枝，達成雙方新的默契，在給雙方留足面子的情況下找到新的平衡模式。換句話說，在香港問題上天平已往北京傾斜，而在台灣問題上則有可能向華盛頓傾斜。
與此同時，北京也透過不斷開放市場，積極修補與美國商界的關係，減少中美關係的負面因素。有如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所言，北京近年來在處理對美關係上的最大失誤是得罪了美國商界，使得中美關係滑向深淵時失去了刹車閘。
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冷戰勢頭不減的情況下，如果拜登當選，美國商界是否可能推動改善陷入困局的中美經濟關係，並防止出現更大的震盪，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民主黨在新冠肺炎之後也愈來愈強調需要重建美國的製造業，不要過分依賴中國，且雙方的競爭升級，無法回到從前的合作，但雙方還可以往來和做買賣。拜登外交核心團隊並不認可特朗普團隊的純鷹派作風，至少強調中美雙方有對抗、有競爭，但也有合作。
國安核心團隊有多大的不同？
近來中國外交團隊以最強音不斷地發出了願意改善中美關係的資訊，但基本上是擲地無聲，沒有迴響。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基本上已成為「對華關係部」部長，幾乎每天都要發表對華強硬的講話，而《人民日報》令人吃驚地竟然可以用三版的大篇幅，罕見地對他的觀點進行逐條的批駁。
毫無疑義，傳統民主黨人比共和黨更加關心民主與人權，這也就是為何拜登比特朗普在香港民主問題上立場更加清晰。但北京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國際形象，在這方面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也有利於和拜登形成更好的互動。而特朗普則口無遮攔，並隨時改口，香港，甚至台灣問題都是可以拿來與北京做交易。拜登如果當選，他的中國政策需要北京的進一步配合，而北京放軟身段也需要在華盛頓的對手來配合。從這個角度而言，一個新的團隊總是比原有的團隊更容易「華麗轉身」。
拜登競選團隊的外交國安核心成員，當中不少人都在奧巴馬政府擔任過要職，這個名單包括奧巴馬的國家安全副顧問和副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分別為奧巴馬政府第二位和第三位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倫（Thomas Donilon）和蘇珊·萊斯（Susan Rice）、在萊斯轉任國家安全顧問之後出任奧巴馬政府第二位駐聯合國大使的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等。
有三位元拜登團隊的重要外交智囊需要特別留意。據美國媒體透露，布林肯最有可能出任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或者國務卿。他認為特朗普削弱同盟的舉措，粗暴對待美國的傳統盟友，令美國放棄了原有的人權價值觀，破壞了美國的民主，這使得華盛頓與北京在人權、科技和香港等議題上產生摩擦時，要對抗中國變得更困難，變相成了中國推進「關鍵戰略目標」的助力。
在傳統盟友關係上，他認為特朗普令美國陷入「戰略赤字」，美國首先必須從中走出。布林肯認為，美中關係的一項成就在於過去美國共和黨及民主黨政府對台海兩岸關係帶來的挑戰的處理方式，這是「穩定，而不是不穩定的來源」。他表示，「我希望我們能找回那種方式，找回平衡並持續前進」。
布林肯在8月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一次節目中，並不同意蓬佩奧的看法，即不管誰在今年的大選中獲勝，中美關係已陷入冷戰，沒有回頭路了。他還批評特朗普的中國政策就是公開訓斥對方，令對方難堪，至今卻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布林肯認為拜登一旦當選，會聚焦在美國的競爭力，振興民主，加強和盟國的夥伴關係，重申美國的價值觀，也就是通過增強實力來與中國交往。
第二位人物就是蘇利文，這也不是他首次在總統競選中輔佐民主黨人。早在2008年，蘇利文就是希拉莉首次總統競選團隊的顧問；2016年，希拉莉再次競選總統，蘇利文是她的外交政策首席顧問。華盛頓曾經盛傳，如果希拉莉當選總統，他有可能出任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1976年出生，希拉莉出任國務卿後，他是美國國務院辦公室副主任兼國政策制定局局長，與希拉莉一起訪問了112個國家。希拉莉離開國務院之後，蘇利文成為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今年1月他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為了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贏得未來，美國必須提高其創新能力，並團結全球民主國家，以對抗不公的經濟行為和減低不平等。
在6月卡內基基金會組織的一次討論會中，他曾提及應對中國的戰略。他認為在國際貿易和經濟事務中，中國是個完全不同的國家，無需試圖影響其政治和經濟體系，讓其變得更加西方。他認為，「問題的重點在於，要應對這樣的不同制度的挑戰，如何去改變遊戲規則，以使競爭環境更加公平和全球體系更為公平？」他認為美國的戰略不是思考如何減緩中國的發展速度，而是如何加速自己的發展速度。
華盛頓智庫提及拜登如果當選，可能出任國防部長的人選是奧巴馬政府負責政策的國防部次長弗洛爾諾伊（Michele Flournoy）。她早在克林頓時期就進入五角大樓工作，2016年希拉莉競選總統時，她已被視為國防部長的熱門人選。今年大選，她再次出山，依舊炙手可熱。如果拜登成功當選，她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的首位女國防部長。
她在6月的《外交事務》上發表「如何避免亞洲爆發戰爭」一文，她指出中國的軍事力量日益壯大，美國的威懾能力則江河日下。如果中國在南海和台海一旦誤判美方的意願或能力，雙方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槍走火。如果中國領導人在戰略上出現誤判，就有可能選擇在近期或中期封鎖或攻擊台灣。因此在緊張情勢升高、中國更加咄咄逼人的情況下，想降低戰爭的風險，美國必須與盟國更緊密合作來重建威懾能力的可信度。
在她看來，中國正轉向「系統破壞戰」（system-destruction warfare）。在戰爭爆發初期，中國會依靠先進的電子戰、太空反制與網路能力來破壞對方的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監視和偵查系統來癱瘓敵軍。弗洛爾諾伊被視為「自由派中的鷹派」，主張美國應增加軍費以維持強大軍力，以務實主義為本，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充當世界領袖，這與共和黨小布殊總統時期的新保守主義看法相似。
圍堵、防禦、獨立、合作的「議題競爭」能否帶來轉機？
2007年成立的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就是由弗洛爾諾伊和曾經出任國務院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聯合創立的。雖然規模不大，只有30來人，在華盛頓的智庫裏歷史也很短，但奧巴馬非常看重這家智庫，從中吸收了不少成員為其國安團隊的人選。
今年8月，該所的首席執行官理查·方丹（Richard Fontaine）和執行副總裁埃利·拉特納（Ely Ratner）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美中的對抗不是另一場冷戰」的文章，強調與中國的關係並非如特朗普的官員所鼓吹的那樣已經進入冷戰，對中國應該採取遏制和接觸並行的政策。
拉特納曾經是美國國務院的「中國通」，曾在國務院的中國蒙古科供職，後成為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副顧問，而方丹曾任共和黨去世的參議員麥凱恩的外交政策顧問。他們建議要為與北京的差異化競爭做準備，以「議題」為中心區別對待，即「議題式競爭」，而不是重演冷戰式的全面對抗。
由於中國是和前蘇聯完全不同的競爭對手，是美國最大的交易夥伴。中美對抗，並非所有的國家都願意站隊，因此全面的軍事圍堵和經濟戰爭並不適合。他們提出了對華四大戰略：第一，圍堵戰略需阻止中國輸出高科技威權主義；第二，防禦戰略則是確保中國不會完全控制南海；第三，獨立戰略則是提高美國的創新能力，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第四，合作戰略則在氣候變化以及核武不擴散等議題上和中國協商。而在「新美國安全中心」任職的研究員史密斯（Julianne Smith），也曾是拜登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副顧問。
從拜登的國安團隊成員公開發表的有關中國政策的看法上，拜登依舊非常看重中國的民主和人權的發展，看重與中國保持穩定的關係。面對中國的崛起，重視重建新的國際秩序和規則，加強和盟國的合作。面對中美的對峙，中美之間需要的不是冷戰，而是在不同的議題上確立不同的策略。北京近來一直呼籲中美需要避免進入冷戰，這樣的認知和拜登的國安團隊有着共同的對話基礎，而特朗普的共和黨政府不是已經公開宣告美中已經進入冷戰了嗎？
美國的鷹派中國政策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當然也與北京的鷹派對外政策調整密切相關。但在北京的進攻戰略收斂，並轉為退守戰略之時，來自華盛頓的善意回應，是雙方可以重新啟動良性競爭的前提條件。在這個世事紛擾的時代，全球的未來需要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和經濟體系，尋找更好的方式提升民主的管治，促進以消滅不平等為目標的經濟發展，加強以造福人類為宗旨的創新能力。
為此，美國的全球戰略調整將走多遠，中國的隱忍能否換取發展空間，地緣政治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將影響全球未來的走勢。而這變化的第一步就是美國2020年大選的結果，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政策走向。
拜登如果當選至少可以給人們帶來更多的想像和期望？
拜登VS特朗普：中國的退守戰略對誰奏效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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