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聯手制約中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視中華文明是一種異形物體，與他們奉行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基督文明格格不入。他們擔心，一旦中國崛起，中國的那套就會主導世界。這將意味着西方的那套會被取代，他們原有的理念信仰、感情寄託，生活習慣都可能要被逼改變。那他們即使不用做奴隸，亦沒法繼續做原有的自己。為了保護自己的文明，西方上下於是都感到有遏抑中國的需要。
我認為，中西方文明的主要差異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差異。中華文明，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重，個人為此必須作出一定的犧牲。儒家要求個人「克己服禮」，禮法所體現的就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個人必須遏抑自己的需要，去成全社會的整體需要。
中國的禮法就是三綱五常，就是要每個人安分守己地扮演社會要求他們扮演的角色，不可犯上。在君臣父子的關係中，父代表家族的整體利益，君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是公家的利益，而子與臣所代表的只是一己的私利。在中華文明中，公是褒詞，私是貶詞。社會處事只能秉公辦理，不能假公濟私。即使到孫中山先生起來革命時，仍以「天下為公」作為革命者的座右銘。
無疑，一個社會若是人人都以公家的利益為重，小我服從大我，社會的資源較容易集中調配，辦起事來就更容易產生效益。中國能在抗疫方面能夠取得較好的成績，亦是靠集體主義思維。
西方文明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基督教的教義認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上帝又予人有自由意志，以致西方人逐步發展出一種必須尊重個人權利的理念。某些基本人權，即使祭出社會整體需要的理由，也不容侵犯。因此，生活在西方社會，個人的權利會得到更多的保障，個人的自由空間亦會較多。這種社會環境，令西方有更多的學術自由與創意發揮，而私人企業亦因而有較大的動力與發展空間。
不過，長期以來，西方的個人權利只容征服者擁有，被征服者只能做奴隸。不但希臘時代如是，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南方仍有不少地方不給黑人投票，即使到了今天，西方國家仍不敢主張，以普選或公投的方式去解決全球所面對的問題。令人懷疑西方的普世價值究竟有多普世？有人甚至認為，西方宣揚普世價值，只是為了佔領道德高地，方便干預別國內政，操控別國的資源，好讓西方文明可以佔據統治者的位置。
另一方面，過分強調個人的利益，亦令西方的政治體制失效，無法駕馭愈來愈複雜的社會環境，社會的矛盾已激化得難以收拾。
現實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都各有所長，亦各有不足，將來應互相取長補短，而不是鬥個你死我活。這樣人類才可以找到一條更好的出路。
文明的衝突可以避免嗎？
《文明的衝突》是美國學者亨廷頓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亨廷頓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不同的文明為了各自的生存而展開競爭的歷史，勝者有主導權，敗者只好被人支配，甚至會被人清洗、滅絕。
這是一種相對悲觀的理論，因為在這種理論下，戰事難以避免，戰敗者命運可悲，特朗普的思路正是這樣。世界必須避免被特朗普引向演悲劇。
亨廷頓的描述，歷史上的確反覆出現過；但今天世界的環境已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悲劇不一定重演。
各地文明的差異，源於地理環境的隔絕，在交通困難的情況下，大家缺乏溝通，差異才會日增。但現在世界已進入互聯網時代，全球正走入一體化。不同的文明體系都意識到，取對手之長補自己之短，比起把對手擊倒，可能是更好的求生策略。
中國以前行公有制，以計劃經濟為主導，個人在生活層面也要處處受制於黨委書記的決定。但現在中國已容許私有財產，個人可以創業做生意，民企佔經濟的比重已愈來愈高。在個人生活上，選擇的空間亦比前擴大了很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已引入了資本主義元素，與西方文明的差異是在減少，不是在增加。
類似的情況亦在西方出現。西方本來不希望讓國家的行為來主導經濟，但很快就發現市場機制有時亦會沒法發揮作用，結果政府介入經濟的情況愈來愈多。歐洲有一些國家，公營部分的經濟比例，已超越GDP過半。說他們社會主義國家亦不為過。一個更普遍的現象，是西方國家的稅率都非常高。凡賺到錢的，都要把相當一部分交出來，供國家重新分配，這麼高比例的財富會被共產，用來服務社會的整體需要，這還算資本主義嗎？
美國應是對資本主義最為執着的國家；但政府出手救市的次數愈來愈多，且規模愈來愈大。金融海嘯後，聯儲局不但買企業債券，還買企業的股票。規模不比大陸的宏觀調控小。新冠肺炎爆發後，QE的規模倍增。很明顯聯儲局作這類考慮的時候，盤算的都是社會的整體利益，這與社會主義思考問題的方式有什麼分別？如果美國指其他國家操控匯率，美國不是一樣在操控金融市場嗎？聯儲局操控的是貨幣流通量與利率水平。這當然會影響美元的匯率。
由此可見，任由個人行為去調節整個社會的經濟運作是行不通的。世界已不存在純粹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現代文明都夾雜着一定的資本主義因素，同時亦夾雜着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凡是有效益的，大家都會借鑑，都會引用；凡是有壞效果的，大家就會避免，結果不同的文明會愈來愈相近。在互聯網時代，這種互通共融的速度正在加快。大家之間的差異減少了之後，文明的衝突應可避免。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