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過國務院副總理的改革家萬里（1916—2015），曾倡議廣開言路、虛心納諫，他說：
「每個領導者都應該有幾個有膽識的親密朋友，特別要有幾個敢於提出不同意見、敢於當面直言不諱的諍友。」
他又說：
「少數賢明帝王還能禮賢下士，結交幾個諫臣密友，我們共產黨員不是應該做得更好些嗎？」
唐太宗（599—649），就是「克己勵精，容納諫諍」的賢明帝王。他讚賞魏徵：
「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註1）
公社農奴化 農村左折騰
今年7月，適值萬里逝世5周年，「姓黨」網絡平台刊出紀念文章系列。
萬里是1977—1979年安徽農村體制改革的猛將，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身份，支持農民包產到戶，實際是分田單幹，最終導致毛的人民公社於1984年解體。
這是協助農民在飢餓、貧困中「自力救濟」、被視為一場「解放農奴」的改革（註2）。民諺謂：「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註3）。
所謂改革，是從了解、正視左折騰和左禍開始。萬里是改革家，首先也是反左猛將；他在安徽、國務院期間，直言批評毛的極左錯誤。
他的〈農村改革是怎麼搞起來的〉一文，提到1958年以來人民公社「左」的一套，「簡直是強迫農民，以致剝奪農民」；1958—1960，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萬。他指出，文革時（1966—1976），又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註4）。
1977年，他在安徽農村考察，看到農民貧困、飢餓的苦況。他說：
「老百姓竟衣不遮體，食不果腹，有的十七八歲姑娘連褲子都穿不上，我們有何顏面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呀！」（註5）
他又說：
「人民公社實際上是把農民當作『奴隸』了，使他們失了生產自主權、產品支配權。」（註6）
今紀念萬里 提包產到戶
1980年代的萬里（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與總書記胡耀邦、總理趙紫陽為第一線的三馬車；在他們之上，有掌控決策、政治全局的第一代老人葉劍英、鄧小平、陳雲。
按慣例，紀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辰、忌日，逢10年舉行一次。萬里辭世5年而有紀念文章刊出，頗令人有點「意外」。
此外，萬里一向主張深化改革和「反左折騰」，倡議改革權力體制、廣開言路、實現黨內民主，這種「主調」與現在的「集中統一」論並不「合拍」，這亦增加人們的「意外」感。
紀念萬里的文章，着重介紹他在安徽的農村改革，支持農民的「包產到戶」，稱他是改革猛將。也提到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事實是：在許多時段，政改只停留於口號。傳統的集權體制並無大的變動。
勸尊重事實 說破除言禁
紀念文章涉及「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
這個「課題」，就是萬里1986年1月演講的標題，這是「軟體科學研究工作座談」的主旨演講。演詞刊出後，在政界、知識界引起轟動效應。
轟動的原因，是萬里觸及極度集權的一言堂、毛的一系列決策失誤，建議創造平等、民主、協商的討論環境和學術的自由生態。他說：
「只有在高度學術自由的氣氛中，才能才思泉湧，觸類旁通，獨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見。也只有高度政治民主空氣中，才能言無禁忌，力排眾議，慷慨陳情。軟體科學研究應該只尊重客觀事實，崇尚真理，不迷信權威，不屈從個別領導人的意志。」
決策科學化 勿秋後算帳
他期待改變上綱上線、秋後算帳之弊：
「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當進行研究的，在沒有作出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不要對不同意見不同觀點，再像過去那樣上綱上線、圍攻批判。」
他又提到「過去很長時間內」，沒有真正的「鳴放」。
他認為，把「鳴放」當作「引蛇出洞的所謂鬥爭策略」，「是十分可悲的」。
他說：「只能領導人獨鳴，又談得上什麼高度民主呢？我認為，我們應該廣開言路，破除言禁，把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行。」
家長一言堂 很難說真話
1980年代，陳雲（1905—1995）早就說過不要「搞一言堂」、偏聽偏信。
他說：「一個人講了算，一言堂，一邊倒，我認為不好」，「要認真實行集體領導制度」（註7）。
他又說：「我們原來吃過苦的，搞一言堂。我過去說過，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
在一言堂之下，言路堵塞，不僅在中共黨內不能有不同聲音，社會上也充斥謊言，形成假大空現象。
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說：
「人們對……『重要指示』只能學習、領會、執行，而不能發表異議，……對上只能俯首貼耳，久而久之，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註8）
曾任「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的沙葉新（1939—2018）說：
「知識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個知識分子不說真話、逼他說假話，這是……最痛苦的事。」
權力無制約 黨內無民主
言路堵塞，不敢講真話或被迫說假話，關乎政治體制之弊：極度集權。
權力「高度集中」於一個人，把個人凌駕於黨之上，自然不會有真正的黨內民主。連執政黨也沒有黨內民主，哪裏會有全社會的民主？民眾沒有實際的知情權、表達權，只能是「聽黨話」的工具：「黨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稱毛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
這是對「左的20年」（1957—1976）歷史教訓之述評。事實是：毛的左折騰，在1957年前就存在；在毛之後，極左的沉渣仍未清除。
編階級敵人 左折騰整人
個人極度集權之長期維持，與無產階級專政論、階級鬥爭論息息相關。
掌控大局的集權者，一方面樹立絕對正確的「權威」地位；另方面不斷編造階級敵人（今稱敵對勢力），並以鬥爭手段恫嚇和「搞臭」他人，以建立或鞏固震懾力。
例如，1959年以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名，整彭德懷元帥；文革初期（1966、1967）把他關押秦城監獄，後加上「裏通外國」的叛徒、內奸罪，這是「你死我活」的黨內鬥爭模式。
陳雲慨嘆：「過去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過分強調鬥爭哲學，不該鬥的也鬥，動不動就上綱到路線是非。」
胡耀邦在1986年的一次演講，也提到毛個人的專斷：「不但聽不得不同意見，而且把不贊成和不完全贊成自己主張的好意見，當成右傾、走資本主義道路、反黨。」
在毛之後，大大小小的當權者，也有整人的權力、「專政力量」的支撐，又有唯我獨尊的亢奮，自然容不得「雜音」，講真話揭真相面對很大的風險。
註：
註1：《貞觀政要》，上海古籍（1978），頁33。
註3：《新華月報》（北京）1988年第4期，頁66。
註4：《中國經濟時報》（北京）1998.4.3，1版。
註5：《炎黃春秋》（北京，月刊）1998年第10期，頁33。
註6：《新華月報》1998年第7期，頁82。
註7：《陳雲文選》（1956—1985），頁242。
註8：〈說真話難，聽真話更難〉
本文原題〈紀念闖將萬里 倡議廣開言路〉，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