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同事陸慧英教授幾次介紹她最近的研究成果，「數碼素養360」。360，意思是全面觀察。覺得值得向讀者介紹一下。疫情之下，全球社會都面臨停課的挑戰。筆者曾經在一些會議上概括：教師、家長——忙亂！停課、復課——失度！不均、鴻溝——突顯！
忙亂，是因為突如其來，疫情不由分說的降臨，沒有準備。香港的學校和教師，經歷了迫於無奈（把課室搬到網上）——勉為其難（逐步轉移教學模式）——習以為常（適應殘酷現實）——嘗試發揮（創新處處）——長期打算（準備長期的疫情陰影）幾個階段。
失度，在香港是因為疫情起伏，難以逆料；在其他社會，有時候也因為人們對信賴科學與關注經濟、個人自由與社區安全之間，把握不定，因而進退失度。仍然是梁卓偉4月6日在《紐約時報》的預測：疫情必會來回鬆緊反覆，必須準備不斷更迭的「關」與「開」靈活性（大意）。
鴻溝，是因為疫情而需要學生在家網上學習，於是讓家庭之間的鴻溝顯著地突出。這是全球性的現象。即使是經濟非常發達的社會，也驟然發覺，原來一旦離開學校，竟然有如此多的學生處於如此不利的學習環境。香港如此，其他社會也不同程度出現類似的情況。
這一點，也是陸慧英的團隊研究的顯著發現。在第一次的研究發布會上，團隊的陳鐘容博士，有一段話：「數據顯示當停課期間學生只能依靠網上學習維持正規教育時，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明顯遇到較多困難，這批學生不僅缺乏能夠有足夠頻寬上網的大屏幕設備，而且平均數碼能力亦較低，未能全面受惠於電子教學。我們亦欣悉在停課前已有完善的電子教學策略和實踐經驗的學校，確實對學生停課期間的學習有優勝之處。可能有人會說這結果顯而易見，但本研究的結果為這預期提供了較全面和精細的數據支持。」可以說是該研究第一階段的最佳總結。下面是筆者的解讀。
實證研究探究新現象
第一，不要小看最後一段話——顯而易見與數據支持。在全球到處為停課、復課正忙亂的時候，除了在中國內地以外，還沒有聽說過有比較大規模的實證研究。「是次調查共有來自中、小學和特殊學校，超過550多名學校領導層，約790名教師，1300名家長和6300名學生參加。參與學校分布於港、九、新界各地區，涵蓋官立、津貼、直資和私立學校。」（該研究《通報》原文）是不可多得的覆蓋面。在今天，人們往往以虛擬媒體的傳聞作為結論；甚至不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而是「大膽假設，何必求證」。能夠以實證的數據與分析，來說明表面顯而易見的現象，難能可貴。在教育的領域，尤其如此。而經過認真的研究，又會發現一些並非「顯而易見」的因素，下面就是一些例子。
第二，硬件。本欄也多次提過，硬件的具備情況，是一個具決定性的因素。其中的差異，影響巨大。所謂硬件，一般指電腦與寬頻。團隊的研究，特別指明是「大屏幕」——桌面電腦、手提電腦，或者平板電腦（例如iPad）——也就是手機以外的硬件。但是，這些差異，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此項研究的數據，提供了一些端倪。
教育局在2014年提出了「自攜裝置」（簡稱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就是鼓勵學校採取策略，要求學生備有可以帶回學校的移動電腦裝置。是一種倡議與鼓勵，學校自願參加；後來由「關愛基金」提供資助。多年前有個統計，估計50%以上的學生有「自攜裝置」。
但是這個估算不準確，也不容易。比如說，不參加BYDO的學校，並不表示他們的學生就缺乏電腦。有些家庭比較有經濟能力，不假政府資助。也有些學校雖然弱勢家長多，但是獲得慷慨的捐贈。
即使家裏本來不缺電腦，但是假如父母兄弟姐妹都要在家工作或學習，就會有困難。也就是說，假如網上學習成為基本的學習條件，就不能滿足於每家有一兩部電腦。這將是香港社會面對新常態的一項大挑戰。
電子學習突顯新差距
硬件，也包括寬頻。這次「停課不停學」，暴露出香港還有許多網絡的「盲點」、「弱點」。就算是在大學工作的人員，在家工作也會遭遇困難。作為一個頗為富裕的國際城市，這是一種羞恥。看來，網絡供應商也要變一下頭腦，把心中的棋盤，伸延到利潤不高的地方。
第三，數碼能力較低。這就不限於硬件。香港雖然電子使用的滲透率頗高，但是國際教育比較PISA，就已經發現，香港學生的數碼能力不高。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的學生，也許時時刻刻生活在手機裏面，但是利用電子設備作為學習工具的，很低。這也難怪，環顧一下，在疫情出現以前，學校裏面運用網上的訊息、數碼的溝通、虛擬的手法、電子的創作，不是沒有，但是沒有形成風氣。2018年PISA開始要網上操作。香港學生就算是電子輸入中文（母語），也是只能勉強應付。比起其他社會，十分落後。
研究一項發現，令人擔心：那就是弱勢家庭的學生，在疫情必須線上學習的時候，他們的數碼能力的提升，更慢。也就是說，「貧者愈貧」。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平常沒有運用數碼方便學習的習慣，在需要大量的電子學習的時候，自然更加困難。
教育如何進入新常態？
數碼素養的養成，關鍵在運用。而並非多上些數碼課，或者在現存的電腦課多加點數碼知識，就能達到，而需要學校有全面的策略。學校的角色，非常關鍵。該研究發現，在疫情發生以前，比較有完整的計劃引進電子學習的學校，學生的數碼素養就比較高。這些學校，有一些共通的特點（《通報》原文）：
- 老師經常安排學生在課堂上及家中進行電子學習，包括使用不同類型的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
- 學校有供全校師生使用的網上學習平台，支援各種具互動性、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活動及方便老師協作。
- 重視讓所有學生，不論其社經背景，能在校內及家中上網學習，例如：參與自攜裝置計劃（BYOD）。
- 學校有完整的電子學習策略，並且是全校整體重點發展策略的中心組成部分。
全港來說，疫情以前，沒有大環境的氣氛，因此對待數碼素養、電子學習，各類學校有各自的取態。疫情之後，上述的1與2大致都已經普及。上述的3說明學校需要負起社會「均化」的新作用。以前是靠輸入的「均化」（校舍、校服、課程、教師、設施、考試……），現在要把這種「均化」，延伸到電子學習的基本條件。這就需要有4，即學校整體的發展電子學習的策略。
第四，「停課不停學」的良性效果。這也許是許多人沒有預計到的。可以預計到的，學生與教師都在短期內，不同程度地掌握了電子學習的基本。但是學生大多比較樂觀，不擔心有長遠的負面影響；說明香港的年輕人，在逆境之下，還是比較有韌性。教師也比較樂觀，不太擔心；這是與他們在疫情之下的艱辛努力，分不開的；到處碰到的教師，都是樂嘻嘻的，都是可敬可愛的。
現在的社會，已經是實體社會與虛擬社會並存。我們的學生，早就已經在虛擬社會裏沉浸地生活了。對於這樣的事實，教育的醒覺比較滯後；全球的教育，基本沒有進入虛擬社會。疫情過後，必然是傳統教學、電子學習、校園生活三方並存的新常態。疫情，也許是一貼清醒劑，也是讓教育加快適應新常態。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