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耀佳：領導創新對教育界的啓示

香港教育學院（教院）校董會主席彭耀佳，月前於教院發表演講，張仁良校長、一眾嘉賓、各科教職員及同學，特別是快將畢業投身到各中小學的準教師們，均有出席是次分享。教師在香港社會中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作為一位教師是如何帶領學生走進新時代？彭耀佳分享過去在管理國際公司的寶貴經驗，希望藉此啓發將會從事教育工作的同學們。全文現整理如下。

整理：孫韻而

我自小就跟隨父親移居到多民族的馬來西亞，走到一個多民族的學校裏，要與不同文化和種族的同學溝通，學習融入的技巧，我通過自我摸索和學習，很快就適應下來，而且還在學校當上了領袖生，所累積下來的經驗，有很大的啓發作用。

當年只是30出頭的我，已成為一間國際連鎖店的亞太區主管，要打理一家國際企業，我是怎樣去駕馭不同種族、年資又比自己長的員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過往當領導時所遇到的挫折和經驗。

當時我在異國「空降」擔任公司的領導層，一向由外國人作主導的公司「空降」了一位年輕的華人做領導，我所感受到的，是當地的員工不喜歡比他們年輕的人當主管，也對不同膚色的人有所排斥，他們都會很直接地對着我表達這些不滿。在那一年半的工作過程中，處理下屬的不滿，我並非事事妥協，而是積極地去找出與下屬之間的共同點，設身處地去考慮他們的感受，讓大家都能各取所需，並在適當的時候調節他們的意見。即使自己不接納他們的意見，我仍會使他們感到受重視和尊重。

當發現員工有錯失時，亦不會當眾指責下屬的錯誤，必定「關門」後才問責，並向他建議有效的改善方法。另外，我會發放獎金予下屬，也會在公司提攜積極的員工。我認為這種管理手法能讓大家相處融洽。如果員工服從上司是基於害怕權威，其實他們並不是由衷地服從你，當你不在辦公室時，公司便會變成一盤散沙。我以不卑不亢的態度與下屬相處，以一言一行換取信任和尊重。

我所理解「領導」一詞，就是「領導大家改變」。作為領導者，責任自然大得多，需要為下屬承擔。

在開會的時候，我會先邀請和鼓勵員工發表意見，不想我的觀點成為員工的唯一指標。我會留待最後一位發言，因為若我首先發表意見的話，我擔心我的看法會影響其他人，導致員工們不敢提出與我相反的意見。我會以宏觀的層面去看待事情，深信一個好的領導者不應過分情緒化，應以對事不對人的態度處理問題，及接納和欣賞與自己有不同意見的下屬，取長補短，亦要保持正直和誠實，才會得到下屬的支持。領導者也要了解每個人的限制，奉行「決定明確，執行靈活」的原則，使每件事都有彈性的處理空間，即使意見不被我所接納，但在與員工的互動過程中大家仍然感到舒服和融洽。

領導者的角色是要確保各持分者的利益得到平衡，我鼓勵在場準教師們，將來要學習如何在學生、家長及政府三方面取得平衡。

隨着跨國公司在全球影響力的不斷擴大，所承擔起的社會責任也漸漸增多，我的公司不但會捐款給慈善團體，更重要的是從實際的角度幫助有需要人士。

社會普遍對精神病人存有偏見，這導致精神病人在治癒出院後融入社會等方面變得困難。很多剛剛離開精神病院的院友在出院時已經恢復了正常的生活能力，但是社區和醫院之間缺乏銜接過渡的地方，經常有病人重返社會後再次受到刺激，病情反覆，需回到醫院。

由於社會歧視，很多精神病康復病人回到社會後，得不到社會接納，自我認同感降低，沒有信心，當再次受到刺激時，病情極容易復發。他們往往被視為沒有價值的一群，以我過往接觸精神病康復者的經驗，他們並不可怕，他們也不是外界所想的瘋癲，這些都是社會出於誤解而給他們的標籤。

對於康復後的精神病患者關懷，我會以實際的行動去幫助精神病康復者日後的生活。例如我們會安排聘請年輕員工，教導他們如何購物，好讓他們融入社會，對貧苦家庭的兒童，我們提供身體檢查及有需要的幫助。香港是一個高壓社會，精神病患率有上升的趨勢，大家應該友善地幫助他們，鼓勵他們主動尋求協助。同時也關心到他們找工作較為困難，我們會提供工作機會予精神病康復者，讓他們把這些工作經驗寫在履歷表上，日後更容易找到其他工作。

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公司的形象，而是以實際行動為社會帶來改變，付出更多的關心和幫助，給予康復者自力更生的機會，令他們重建信心。我的公司會聘請25至35歲的青年擔任行政人員，觀察院友的康復狀態，透過不同鍛煉，恢復其社會生存能力，為病人提供一個從醫院到社會的過渡空間。年輕僱員會認為這是很有意義的事，同時也可以擴闊了他們的視野。我慨歎現在的人很多只想到自己，什麼事情都是由「我」出發。寄語大家要主動去幫助別人，這樣才能找到真正的快樂。寬恕和包容是快樂的不二法門。

領導之位得來不易，每天都是「賺」回來的。因此也要好好珍惜，不只是做好我們的份內事，並且要尊重和關心下屬，也要服務社會，才可憑良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