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新加坡新一屆的國會選舉,總理李顯龍主導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AP,People’s Action Party)參選,獲得全部93個議席的83席,仍維持一黨獨大的格局,但得票率只有61%,遠低於上一屆(2015,約70%)。
反對派工人黨(WP, Workers’ Party)贏得10席,幾席取於執政黨有政治明星集聚效應的「集選區」,獲取的選票由40%(2015)增至50%;另一反對派前進黨(PSP, Progress Singapore Party),雖未贏得席位,獲取的選票也上升。
新加坡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正面對較大的挑戰。
李顯龍還有來自家族的挑戰,胞弟李顯揚為反對黨站台;侄兒李繩武批評法院順從政府,被判藐視法庭罰款近1.1萬美元。
柏林展名著 關注極權論
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是差異很大的政體。近期因俗稱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港區國安法的爭議,引起全球媒體對威權、極權的「再關注」或伸延討論。
德國歷史博物館最近在柏林展出〈漢娜‧阿倫特和20世紀〉,德國之聲發表評論:「在今天,漢娜‧阿倫特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意義。」(註1)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是德國猶太人、美籍傑出政治學家。其代表作、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深入分析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納粹主義)、極權主義;後者着重列寧(1917—1924當權),斯大林(1924—1953當權)的蘇聯社會主義極權主義,並與法西斯主義比較。
她論及一黨專斷下的極權主義,導致社會的恐怖、人的工具化。上引德國之聲的評論,說她的「批判性思維」,提醒現在的讀者不要盲從,人不應「只是工具」。
她論述極權主義的「謊言宣傳手法」,愚弄無知者;極權主義者煽起特有的「心理妄想」,即對希特勒(1889—1945)或斯大林的崇拜;在執政黨內,發起無數的鬥爭,並運用「從內部控制人或威嚇人的方法」。
哈耶克論析 被奴役之路
在她之前,自由主義大師、奧裔英籍政治經濟學家哈耶克(F. A. Hayek, 1899—1992),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早有系統分析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述評極權主義下的暴力和恐怖。稱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是通往極權主義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會(註2)。
這兩本名著有北京的中譯版(《極權主義的起源》於2008年出版),在胡溫新政時段(2003.3—2013.3)廣泛傳播,又有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 Brus, 1921—2007)的《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論析斯大林極權體制及「斯大林式恐怖」。
但是,京、港、台和外國傳媒的不少標題和文章,仍分不清極權、威權體制,把「一黨領導」與新加坡的威權體制相提並論。在台北,有人把中國大陸的體制稱為「科技威權主義」。
2010年前後,西方一些「中國通」編造出「北京共識」,稱是「威權主義政府+國家資本主義」,把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混為一談。
一黨領導制 階級專政論
當今的5個「老共」(指老牌共產黨政權,是中性陳述詞不含褒貶),是斯大林模式「一黨領導」體制,構建於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
其「指導理論」,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1917),它聲稱國家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暴力組織」,不與任何人分掌政權,軍警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強力工具」。(註3)
「一黨領導」是中共官方術語,源自總書記趙紫陽(1919—2005)在北京會晤戈爾巴喬夫的談話(1989年5月)。
中共的「一黨領導」體制,源自「大老闆」斯大林,關於階級鬥爭和思想意識改造的理論、黨的權力結構,都是向蘇聯「取經」,形成「一邊倒」的政策取向(註4)。
「一黨領導」的最大特點,是極度集權,權力集中於執政黨甚至黨的領袖,黨在國上、法上,權比法大,形成「黨指揮一切」和「以黨代政」、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一言堂,衍生個人崇拜的「造神」。
朝鮮的勞動黨(共產黨),竟有家族三代執政;古巴也有二代家族掌權的紀錄。
威權與極權 差異四元素
新加坡人行黨、俄羅斯普京的威權主義,或1980年代台灣蔣經國的威權主義,不同於5個「老共」或其他專制王朝的極權體制。即使同為威權政體,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差異亦大。
就現實政治而言,可以解構視角分辨極權、威權體制。
先分解相關的權力、社會結構,再重構體制差異的圖象。我的解讀,是兩者的差異涉及四大元素:
- 反對黨和自由選舉;
- 法治、社會自由和民間社會;
- 經濟體制為市場經濟(自由經濟),還是命令經濟(計劃經濟)模式;
- 全球各類社會文明指數(表)。
有無反對黨 涉自由選舉
5個「老共」不容反對黨。所謂民主黨派,只是「聽黨話跟黨走」的政治花瓶(如紅中的民革、民盟、台盟),因而不存在選民的自由選舉,沒有真正的「投票人意志」,只有執政黨的指令。
不管是執政黨內還是黨外的高層職務,大都無差額選舉(越共頂層有差額)。等額選舉的得票率,往往是100%;會議的決議,則是「一致通過」。
在威權體制下,社會上有反對黨和自由選舉,持選票者大體有自由選擇權,能體現「投票人」意志。
新加坡的人行黨、俄羅斯的統俄黨(由總統、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主席普京控制,出面者是梅德韋傑夫,為黨主席、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俄羅斯總理),面對10個以上參選政黨的挑戰。
威權體制的選舉制度設計雖未必公平,俄還有暴力恫嚇之弊,但執政黨或政治強人(如普京)得票率(國會或總統選舉)不會很高,更不可能100%(近幾年在60—70%)。
俄羅斯今年的修憲公投(6月25日至7月1日),支持修憲以延長總統任期(或至2036年)的選民,只達78%。(註5)
法治和自由 差距非常大
「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未走向真正的法治之道。
同為威權體制的國家,法治程度差異也大。新加坡有很高的法治度,俄羅斯則很低。
在2020年度(評估2019年實況)正義工程法治指數(評估的國家、經濟體128個),新加坡排12,高於香港(16),更遠高於紅中(紅色中國,88)。自由民主政體的台灣,未在評估之列。
在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180),威權政體國家(新、俄)排名都很低(158、149),5個「老共」更低:紅中177(倒數4)、紅朝180(倒1)、紅越175(倒6)、紅老(撾)172(倒9)、紅古(巴)171(倒10)。台灣則排位較高,列43位。
有民間社會 自由經濟體
極權、威權政體與自由民主政體之別,還在於民間社會(公民社會)能否存在?
新加坡自1959年獨立以來,一直在李光耀家長模式管治下,但有完善的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即自由經濟體系,經濟發展成果很大(註6),也有民間社會的一些空間。
新加坡的自由經濟體系重視國際準則、仲裁的公正,故能建成國際仲裁中心。澳洲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的新加坡問題專家巴爾(Michael Barr)說,新加坡着力在全球市場的「正確站位」,傾向「站在美國一邊」(註7)。
極權體制下 無民間社會
在蔣經國時代的台灣威權體制,有反對黨參與的選舉,有民間社會的監察(如壓力團體、民營大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後來促成社會從「解嚴」走向自由、民主之路。在實現自由選舉、逐漸健全法治之下,台灣的民間社會得以很大的發展,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得以建立和發展。
「一黨領導」的極權體制,則沒有真正的民間社會。所謂群眾團體(如工會、婦聯)及媒體都姓黨,個人崇拜的「造神」,衍生新納粹和新戰狼(註8)。
在極權體制下,也沒有真正的完全市場經濟體系,仍是命令經濟或半命令經濟(計劃經濟)體系。
至於全球文明指數的差異(表,8—14項),也突顯了不同政體的「特色」。
反思毛文革 正視家長制
在中共黨內,有反思毛文革(1966—1976)者呼籲,正視極度集權的弊端。
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1897—1986)說:「黨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個人領導。……不能誇大個人的作用,不能個人說了算」;「突出個人、獨斷專行,就一定要犯錯誤」(註9)。
當過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1917—2019)說:「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而應該獨立思考;……必須杜絕家長制、一言堂、一個人說了算。」
以人為本,制約權力,建立法治,護衛自由,社會才能走向真正的文明之路。儒家經典《孟子》主張「施仁於民,省刑罰,薄稅斂」;社會確需休養生息,個人應可獨立思考。
註:
註1:德國之聲(柏林)2020.5.10。
註2:《通往奴役之路》中譯本(北京,1997),頁33。
註3:《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第3卷頁163—271。
註4:李玉貞:〈毛澤東同米高揚談建國藍圖〉,炎黃春秋(月刊,北京)2014年第2期,頁1—9。
註7:香港會成為新加坡嗎?德國之聲2020.7.26。
註9:《葉劍英年譜》,中央文獻社(北京,2007),頁1184。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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