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飛哥5月15日去世，勾起我在1997年年6月底在立法局（立法會97年前的名字）內和他做的訪問的回憶。文章在是97年7月初在我當時任職的《亞洲週刊》「回歸專號」發表，全文3000字。為了令文章看來更鮮活，我特別選擇以飛哥第一人稱的方式撰寫，因此文章署名是「李鵬飛」。日前終於有時間翻出23年前的舊文，今天起個大早「人肉鍵入」部分段落，在此分享，向這位因工作認識多年的山東漢子致敬。
生也有涯，時間值得花在一些值得的人和事人上。
23年的訪問紀錄一個時代的終結，飛哥去世也標誌着一個還有decency的時代的終結。
那一期出版後，我採訪臨立會會議，從公眾席看到飛哥開會期間讀他的「署名文章」，作為執筆人，我滿足感滿載。
Unearthing a 1997 article written under Mr Allen Lee’s name to bid farewell to a decent gentleman whom I have known for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親歷國共兩黨戰上海
像許多香港人一樣，我是從中國大陸跑來香港的。現在香港又要回到大陸的懷抱了。我原籍山東省煙台市，是家中長子，四歲隨家人遷居上海，我的童年是在「十里洋場」度過的。我祖父是地主，父親在上海做生意，1948年聽說共產黨即將奪權，匆匆南下香港，留下母親和我們幾兄弟在上海，父親後來去了美國。
我記得當時國民黨政府官員貪污相當嚴重，常來我家勒索錢物。1949年5月的一天，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上海的爭奪戰一夜間結束，前一天晚上街上還見到穿灰藍色軍服的國民黨軍人，第二天起來就看見穿土黃色軍服的解放軍了。
曾當過少先隊中隊長
共產黨接管上海初期作風很好，士兵樂意幫助市民，有的還主動上門替市民洗衣服、燒飯，當時我們對中共印象很好。我上小學期間加入了「少先隊」，還當上中隊長。
進入50年代後，政治運動接踵而來，「三反」、「五反」運動期間我經常到人民廣場（49年前的跑馬廳）充當公審大會的列席群眾，我也是官方組織的遊行常客。雖然我家的一些朋友被政府批判，但我當時覺得政治運動沒有什麼不好，認為這是「教育的一部分」，「新政府新氣象」嘛。
到了「抗美援朝」後期，我開始覺得共產黨有問題了。當時上海實施配給制度，每人每月獲配一斤油和一斤肉。我心裏想共產黨怎麼把國家搞成這樣了？國民黨統治雖然腐敗，可沒有配給這回事啊！
14年歲那年，父母花錢安排我到澳門，乘葡萄牙大商船偷渡到香港。那段行程挺舒服的，我原本不願意離開上海，因為我不懂廣東話，也不捨得上海的朋友，但父母堅持要我來香港。
當時香港窮得要命，比上海落後多了，只見到處是臨時搭建的木屋，尖沙咀半島酒店是當時整個九龍半島最高的建築物。59年中學畢業後，喜歡打籃球的我本來希望報考台灣大學，因為那裏的籃球教練當時相當有名。可是父母堅持要我到美國升學，結果我到了美國，目睹美國國力強大，不期然泛起了一絲念頭：「中國，你也要富強起來。」
在密歇根大學工程系畢業後，我加入了美國洛歇飛機公司轄下的洛歇電子公司，66年夏天，我回家度假，順便看看香港的情況。恰巧洛歇電子公司這時在香港大展拳腳，我決定留在洛歇香港分公司工作，五年後掌管公司的東南亞業務。
返港度假決留下工作
60年代初，出現大陸民眾偷渡香港的浪潮，而那時候香港失業率頗高，人浮於事。我們電子廠張貼招工街招後，迅即有近千人排隊應徵，每天都有人叩門找差事。我記得那時我們廠僱用的工人每天工資四元八角，在當時來說已很不錯。
6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大批美國公司到香港投資，原因是香港工資低廉，且擁有健全的法治。美資公司不但帶動了香港經濟發展，而且把美國的先進管理經驗一併帶來香港。
1967年5月，公司把我調往中環太子行辦事處，想不到兩星期後爆發左派暴動。那時候人心惶惶，太子行和對面的中國銀行總行門前經常出現出現騷亂場面，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被暴徒活活燒死。街上布滿了土製「菠蘿」（炸彈）。
更有傳聞說解放軍快要接管香港，這時我認真考慮過應否重返美國。當時的工業總會主席鍾士元發表聲明，促請港府早日鎮壓暴動，有人威脅稱對他不利，港府主動向他提出給予貼身保護。鍾士元後來成為我在政壇的啟蒙老師。
糊裏糊塗當上議員
我也同意港府應鎮壓這場暴動，「左派」暴動顯然是大陸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伸，文革狂潮令香港左派以為中國大陸隨時收回香港。左派說勞資矛盾是暴動的根源，但那時候香港工人大多安份守己，找到工作已心滿意足。我們工廠對待工人可算不錯啊，廠裏設有空氣調節機，工人都樂意來我們這裏工作。
1970年，我轉往安培泛達電子廠工作，那是當時香港最大的電子廠。1977年港督麥理浩到我任職的工廠參觀。後來更邀請我擔任立法局議員。當時我連立法局在何處也不知道，甚至也搞不清楚「立法」是什麼一回事，我就這樣糊裏糊塗當上了香港立法局議員。
那時候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總共只有29人，絕大部分是官守議員。香港特區終審大法官李國能的父親李福逑當時出任民政司，是當年唯一的華人官守議員。那時立法局內講究論資排輩，連議員吃飯也要排座次。
我第一次出席立法局內務會議時，想多了解立法事務，於是坐到內會主席附近的座位，結果被工作人員趕走，因為這位子是屬於彭勵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81至86年任港府財政司）的。
那時港英政府完全控制着議會，立法局甚少動議辯論，一年只有十多次質詢，而且是政府特地「請」議員提出，現在看來這件事有點滑稽。我和張鑑泉這些「小伙子」們希望改變議會文化，81年提出動議辯論，要求政府公開電費管制法則。
一些資深議員事前勸我們別提，不然政府以後可能不再委任我們。我們沒有理會，財政司夏鼎基在會議上揶揄了我們一番，說我們沒有權知道。但政府半年後終於公布法則。
有些人常常批評我們反對民主化，其實我早在81年已兩度向港督麥理浩建議立法局引進直接選舉，但麥理浩不同意，還要求我不要問為什麼。81年港府設立區議會，我希望看看這種民主試驗是怎麼回事，遂主動要求港督委任我為深水埗區議員，這是當時唯一加入區議會的立法局議員。前港府布政司姬達最近指一些英國官員十多年前打算加快香港的民主化步伐，但遭到鄧蓮如等「高等華人」的反對，這只是託詞。如果英國有決心引進民主選舉，是一定可以辦到的，因為他們在立法局掌握控制性票數。英國在推動香港民主化方面，實在對不起香港人。
相信大陸會檢討六四
1989年，我當上了立法局首席非官方議員，那年6月4日是香港人無法忘記的日子，那天早上我從電視上看到中國大陸鎮壓民主運動，我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感到難過。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政府絕不應開槍鎮壓群眾，總理李鵬事後說當局這樣做是因為沒有催淚彈和水砲，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我相信中國大陸早晚會檢討「六四」慘劇。
6月4日開始，我每天都到港督府，與港督衛奕信討論如何化解「六四」事件對香港民心的衝擊。
當時衛奕信不太鎮定，匆匆推出新機場計劃來刺激香港人信心，計劃其實考慮得不夠周詳。我與其他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又飛往倫敦，向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推銷「兩局共識方案」，要求95年立法局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可是戴卓爾夫人堅決拒絕，理由是要與中方達成政制「直通車」安排。
鄧小平83年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思時，老實說當時我很有保留，我覺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類都是空洞的口號，只是中國收回香港的權宜之計，我實在看不到「一國兩制」的前景。但近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整個制度出現根本變化，我相信50年以後中港兩地的制度也會相差無幾。
最近人們整天叫嚷「回歸」、「回歸」，老實說，我最近聽到回歸就頭痛，慶祝回歸的活動實在太多了。回歸就回歸吧，我們應該踏實地多做工作，確保「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得到貫徹。
原刊於《亞洲週刊》（1997年7月7日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