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幾乎一年，香港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社會風波加上病毒疫症，每天都是活在動盪之中，這是從社會的實況看。從另外一個角度，抽身出來，把這一年作為一個窗口，就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以前表面看不到的，現在都浮現出來了。
政治，暴露了政府的盲點，也暴露了各式各樣的政治動機；而且，顯露了對於香港這個社會的不同認識與不同期望，而各自認為絕對正確。商業，也是如此──有善意幫助弱勢受災者的，有堅持不肯減少收入（如減租）而助人的，有因為疫情而哄抬售價的，也有乘機詐騙斂財的……人的本性，暴露無遺。
教育，由於「停課不停學」，也使我們看到了以前隱藏在表面以下的、以前看不到的「現實」，這裏只舉兩樣。
一、社會不均。雖然本欄討論過許多次，仍然覺得應該是這次停課最重要的發現。平常在學校工作的，一定一直感到學生的家庭背景，對於學生影響很大。這當然不算是什麼新聞。美國的James Coleman 在1966年出版著名的《教育機會的均等》，至今為人引用，就是認為學校的撥款、資源、設備等，對於學生成績的影響，遠遠不如家庭背景的影響。英國的Basil Bernstein， 則從語言的側面，也證實不同的家庭背景，預設了學生在學校的表現。
家境差異 影響嚴重
不過，很多人都認為，在東亞的「筷子社會」（華、日、韓、越），由於歷史上科舉的長期（1600多年）影響，人們視教育為社會上升的唯一有效渠道，家庭極為重視學校教育。因此，與美國相比，家庭的影響就比較小，而學校的影響就比較大。或者說，家庭對教育的期望，東亞社會遠大於美國。
比如說，美國有不少家長，認為不應該有家庭作業，因為侵佔了學生的私人時間。相反，在東亞，學校幾乎壟斷了學生的全部生活，繁重的家庭作業是常態，家長還安排種種校外的補習。
香港的家長，往往也是希望得到學校的指示，能夠協助孩子完成家庭作業。到了一種地步，許多家庭作業，往往沒有家長的從旁協助，學生是做不成的。這在受家長歡迎的學校，家長自願順從，尤其如此。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其實也是害了孩子，減弱了孩子獨力學習的能力。但是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忤。
疫情停課，這種情形也受到了挑戰。由於學生的學習，幾乎是全天發生的，即使是家庭環境比較好的，也難以要家長整天陪伴學生。而中下收入的家庭，或由於硬件的匱乏（電腦、網絡），或由於父母的工作需要，或由於家長的知識水平，或由於家庭的環境與氣氛，學生的學習，就很受家庭因素的影響。
教師角色 變身設計
這種情況的嚴重，還在於學生的自學、科技的應用，已經必然成為學校教育一個重要部分。學校教育，不可能全部被科技取代，但是每名學生必須有足夠的條件，作線上的學習。這是他們的權利！現代的社會，假如不能讓學生具備這樣的條件，就等於在二十世紀中葉，沒有足夠的學位讓孩子入學，也是剝奪了學生的基本權利。
二、教師角色。疫症之下，教師們以出奇的速度，從陌生到熟悉科技，並大幅度應用到教學。這個過程，絕對不只是掌握科技那麼簡單。
由於不是面對面，線上教學最大的掣肘，是看不到學生。停課初期，還有學校在同步直播之餘，要求學生要「露面」。那對師生雙方面都是一種負擔，結果反而分散了教師的注意力。要學生露面，是假設學生會不留心，或者所謂「做別作」（做不是教師設計的事情）。有老師說得好，其實，平常在課堂，畢恭畢敬的學生，並不一定就是最有收穫的學生。平常35至40分鐘的一節課，學生其實還有一定的不留心空間；要在網上對着熒幕聚精會神35至40分鐘，談何容易？近來在網上開國際會議，即使是學者、官員，也不可能全部時間就聚精會神。
於是有學校，開始縮短課時，把一節網上的課，縮為15至20分鐘，然後是教師作小組輔導，效果非常好。有教師就說，這種方法，也許疫情過後還可以用。這個改變，其實是縮短了教師「教」的份量，而加重了學生「學」的份量。是從「教」到「學」的轉移。正符合了新加坡年前提出的「教少些，學多些」的原理。不要小覷這個變化。這是多少地方夢寐以求的改革方向，不管有什麼理論，有什麼師資培訓，有多少強力的政策，都不容易做到。疫情之下，一兩個星期就做到了。為什麼？第一、沒有了課室的束縛，傳統的「教」，已經無所施其技。第二、教師的專業良心，想方設法，一心要學生學得好。
有些學校，而且不是少數，就索性不作同步直播，而是異步（所謂「點播」）或者是兩者混合，即學生可以參加即時直播，但還可以在網上隨時重播；或者沒有定時的全班同時上課。這樣，就更加是讓學生自己去掌握自己的時間，掌握自己的學習了。從某個角度看，這是進一步偏離了課堂教學，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不是集體上課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進一步依賴學生的主動性與自覺性了。是否因此學生就散了？就都不再學習了？從實際效果看，就筆者所得的訊息，概有之矣，吾未之聞也。也就是說，大多數的情形，在沒有教師的看管下，學生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學習。
學生能力 刮目相看
於是，在疫情的迫使下，教師專業良心的求變，卻發掘了學生主動學習的可能性。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發現。
當然，教師會告訴我們，這來之不易。把課堂要「教」的東西，化為學生在家要「學」的東西，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要花許多心思，經過許多試驗，是很多心血凝結出來的。教師會告訴我們，準備一堂網上的課，比起平常的備課，要多花很多時間。開始的時候，有老師說，要花幾個鐘頭，才能備好一節幾十分鐘的課。
多花的時間，是什麼？除了開頭的擺弄儀器，製作視頻之外，最主要的是設計。對，就是設計！教師腦子裏面在盤算的，是如何讓學生在居家的情況下，能夠獨力學得更好。於是，教師從一個「教員」（teacher），不知不覺地，變身成為了學生學習的「設計員」（designer）。
這是現代學習科學的一個理想境界，即教師成為學習的設計師。我們常常聽說要達到「學生中心」的境界，那是值得商榷的命題。我們不可能擺脫歷代祖先累積下來的知識與智慧，要學生重新獨力去從頭探索。因此才有教育，是人類為下一代設計的一個體系，或者更稱為architecture（同事陸慧英），是一種學習的生態環境。教師的角色，就是在這個宏觀的生態環境中，為身邊的學生設計適合他們的微觀生態。最後讓他們能夠歡快地學習。
離開了課室，給了教師一個機會，試驗各種讓學生掌握自己學習的可能性。這些試驗，並不一定馬上生效，也要準備會有失敗。但是疫情逼出來的嘗試，似乎並沒有普遍的挫敗。這是非常可喜的。這過程中一定有許多喜怒哀樂，都無關宏旨。
也有教師更進一步，尤其在小學，離開正規課程，讓學生學習另外的知識與技能。這就更加開闊了學生的學習天地。同文盧安迪就說過，他是在SARS時期，打下了課程以外的一些基礎。
對於學生學習能力的新發現，非常可貴，需要珍惜，希望不要輕易丟掉。在這過程中建立起來新的師生關係，也不要輕易丟掉。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