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育所為何事？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因為一條關於中日關係的試題，引起一場政治風波；本來應該是教育界的事，為何會扯上政治？

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5月14日在Facebook專頁發表〈『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香港教育不可以成為『無掩雞籠』！〉的帖文，引述教聯會聲明，以及港澳辦發言人去年9月指，香港的國民教育到了必須高度重視和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的時候。

教育局在帖文出現後約個多小時即發表聲明，指試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深感遺憾，並予以譴責」。到了5月15日，教育局正式要求考評局取消該試題。

一條給中學生作答的題目，真有如此大的殺傷力，要由外交部過問？過去幾天，朋友群組對試題風波掀起了激烈討論，支持和反對雙方都表現「激動」，反對試題一方特別強調日本侵華歷史不容美化，不能用「利弊」去作分析！

說到「反日」，我是有發言權的。1982年由學界發動的維園「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大集會（我代表中大學生會），出席者兩萬多人，當年算是一場大型群眾運動了。現場叫口號、譴責日本政府、高喊打倒軍國主義，群情激昂，還有人號召抵制日貨……由於自己是「搞手」，當年認真地讀了很多關於中日關係、文部省如何篡改教科書、日本侵華歷史等等的資料，愈看得多，就愈對這段歷史着迷。

要培養批判思考就要容得下質疑

我對日本向來沒有太大好感，但對歷史看得更深入，就會了解到自己更多「盲點」。教育界朋友對這次試題分析都是行內人的專業意見，我無從置喙，然而我更有興趣想知道的，是歷史科到底應該怎樣教？學生讀歷史，應該教他們什麼能力？到底歷史教學的基本目的，是要灌輸學生一套「正確」的史觀，還是教導基本事實，了解史學界對歷史研究的成果，然後加以批判發展？（參考〈歷史學與歷史教學：我的一些看法〉，李弘祺，台大歷史系學術通訊，2014年10月）。

歷史教育的目的，是純粹教授知識，還是為了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如果要一個折衷的答案，自然是兩者都應兼顧，但要兼備培養批判思考能力，就要容得下學生質疑、挑戰傳統的看法，讓真理愈辯愈明，否則，就要像從前我輩讀歷史的時代，只得死記歷史大事年份、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有什麼原因等……很刻板，沒有多少發揮餘地。

在香港，歷史科給學生的印象都是「老套」落伍，要死記死背，沉悶而缺乏生氣。據學者的比較研究，現今教育界的共識是能力培養、思考訓練、實作（to do）活動等理念，歷史作為教育一環，也不能脫離這個潮流。為配合這個趨勢，許多歷史研究人員、教師等都呼籲歷史教學應該回應時代變化，不能僅限於史事的傳授，必須兼及培養學生的能力，這股思潮都反映在近年各地修訂歷史課程綱要的規劃內（參考〈歷史要教甚麼「能力」？──試論香港、台灣、英國的三份課綱〉，林慈淑，中文大學）。

我國歷史教育主要在鑑古知今

不過，學者的結論是歷史科在培養學生能力方面的發展比較緩慢，一般教師對歷史科的知識特質掌握不足，令「能力教學」的目標難以落實。文科之中有文史哲三大領域，語文和哲學的「能力培養」比較清晰：語文在表達傳意，哲學在邏輯思維，但歷史的「能力教學」是什麼？

我國特別重視歷史，對史書賦予了沉重的使命，孔子「著春秋，寓褒貶，別善惡，而亂臣賊子懼」。中國傳統史觀是「以史為鑑，可知興替」，但所謂「興替」，其實是從統治者的角度看，即是傳統的王朝更替，必須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故此當一個王朝覆亡，新王朝就會下令史官修史，記述前朝由盛而衰的經過及教訓。換言之，我國歷史教育的「能力培養」，主要在鑑古知今、汲取歷史教訓，自然要提供一種「正確」的歷史觀。

距離現在愈久的歷史，爭論理應愈少，因為時間久遠，歷史真相可以看得更清楚，然而近代考古及鑑證技術日益進步，出土文物令很多歷史事件得到新發現，令古代歷史研究也得出不少新詮釋。

近世發生的事，距離現在的時間較短，事態仍在發展，不容易做一個「歷史結論」。日本侵華歷史罪證纍纍，沒有什麼討論空間，二戰之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審訊3類戰犯：甲、乙、丙三級）確認侵略戰爭為國際法的犯罪，策劃、準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者列為甲級戰犯，成為了國際法戰犯概念的重大發展。

判決書肯定了日本的內外政策在受審查時期（1928至1945年）都是旨在準備和發動侵略戰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多國派員組成，其結論是「國際共識」，教科書應該收納其部分內容，令學生可以得到有關日軍侵略我國更全面的認識。

侵略戰爭不容爭辯，但中日關係發展卻有不少學術創見，因這次試題風波而被提及較多的，是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探討中日戰爭的根源到底是什麼？日本人是否天生具侵略性？而中國人是不是至今放不下「天朝」的自大心態？（中文大學出版社有中譯本，2019年）。全書探討的是嚴肅話題但絕不沉悶，是近年難得的探討中日關係的巨著。

內地學者也有佳作。王柯的《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指中日關係是亦師、亦友、亦敵，20世紀中國建設近代國家思想的實質是建設單一民族國家，其思想就是通過日本接受的，建設單一民族國家的手法也是模仿日本，其論述甚具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