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應從疫情危機中汲取什麼教訓？

在疫情初期（現在已是全球性大流行病），我認為與新加坡政府被稱為「黃金標準」的舉措相比，香港政府的應對措施顯得蒼白無力。即使是香港人自己也不相信他們的政府，尤其是在2019年持續多月的遊行抗議後更是如此。但歪打正着的是，這種對當局的不信任似乎促使香港民眾採取了各種積極應對Covid-19病毒的手段。確實，對政府缺乏信任最初導致了一定的恐慌性購買和囤積生活用品（包括衛生紙）。但佩戴口罩、待在家中、保持社交距離、監督他人保持衛生習慣（尤其是從境外回來的人）──所有這些微小而重要的舉措，都是自下而上自發實行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強執性命令。

作為一個深信強勢政府擁有優勢的新加坡人，我最初認為這種社會反應，往好了說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往壞了說是會引起恐慌的。但作為一名旅居香港的新加坡人，我沒有資格來批評香港的各種舉措。漸漸地，我開始欣賞香港人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極強的適應能力。

欣賞香港人堅忍不拔

新加坡人有理由為他們強大而稱職的政府感到自豪；民眾對政府的充分信任也是當局極為重要的優勢。但同時不可缺少的是一個強大社會的存在──一個能夠核查、質疑並要求強大政府承擔責任的社會。強大且稱職的政府和能夠核查且約束政府不當行為的強大社會之間，存在着一條狹窄的走廊，它在保護民眾享有權利和自由的同時，保證國家能夠高效運轉。

正是強大國家和強大社會之間存在的「競爭」，存在的卓有成效的緊張關係，才促使兩者都取得進步。如果政府強勢而社會弱勢，兩者之間的走廊就會縮小，甚至消失。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無法正錯誤和弊端的所謂「全能」國家，它極有可能向專制國家發展，這類國家雖然表現出色並能創造經濟增長，但權力濫用的風險較高，而社會又缺少限制這些權力濫用並向政府問責的民間組織和政治機構。

一個強大的社會往往重視且鼓勵多元化：這不僅意味着人們可以擁有不同見地，質疑公認觀點和政府決策，更意味著應該有必要的機構來檢查和限制政府的行為——這些機構包括公民社會、議會、獨立法院、自由的媒體。這也意味着我們需要調整「眾志成城面對危機」的表達方式。

困在危機太久令視野狹隘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PAP）政府並不反對多樣化觀點和持不同政見者，但它堅持認為在危機中，人們應該團結起來支持當局，對不同觀點的爭辯則應先暫時擱置。這種觀點沒錯，但也只在一定程度上正確。在危機中，決策者面臨的最大認知威脅，並不是缺乏團結；而是由於被困在危機裏太久，而產生的狹隘視野。

此外，面對一個前所未有、完全不熟悉的威脅時，我們現存的經驗和機制可能都不足以應對，這使得政府倡導多元化變得更為重要，或者至少要對各種異議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論是關於這種新冠病毒到底有多致命，還是戴口罩是否有助於控制病毒傳播，在這些議題上都要保持開放的心態，要意識到你自己可能是錯的,而你的批評者可能是對的，這能給你更多回旋的餘地，讓你在想要或需要調整政策方向時能擁有更多「政治空間」。在當下如此一場迅速演變的危機中，中途調整和改變策略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樣。

有些阿諛奉承的人試圖通過壓制異議，來製造一致或團結的假象，這顯然是無益的。在這次特別的危機中，我們看到人民行動黨（PAP）在網絡用各種手段影響輿論：攻擊持有異議的人，妖魔化那些批評者，嘲笑其他政府，並試圖製造群體性的趨同思維。然而，這些手段並不能使得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共同應對危機；我們甚至不清楚這樣做是否有利於執政黨，因為這些手段似乎只能吸引到執政黨核心支持者的注意力。

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甘迺迪政府是一個經典案例，很好地說明了政府在危機中應該如何包容、甚至歡迎多元化和持不同政見者。這場危機持續了不到兩周。但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裏，甘迺迪請來了前共和黨政府的顧問，廣泛地咨詢和考慮多種方案（其中有些方案失敗或者未達到預期效果）。如果這麼大程度的多元化和這麼多的不同意見能夠在短短13天內就得到協調和解決，那麼新加坡政府在這場可能曠日持久的危機中也同樣能做到。

正如武漢的李文亮醫生在去世前曾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個聲音。」事實證明，那些一直呼籲政府為外籍勞工改善惡劣生活環境的人是正確的；我們早應聽取並重視他們的建議。這些人就如李文亮醫生一樣，扮演着吹哨人的角色，儘管這些人的觀點不見得被廣泛認可，但若能認識到他們在社會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更加強大。